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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出不了院，急壞了艾豐，他沒錢，就開始賣東西。那個時候，物資十分短缺，有專賣舊物品的地方，叫信託行，就等於舊貨商店，可以把東西賣到那兒。雖然收購價很便宜，但是畢竟可以弄到錢啊！這樣，艾豐就蒐羅家裡值錢的東西去賣，被子、大衣、皮襖……忍痛割愛，一來二去，幾乎把所有能賣的東西全賣掉了。事後想起來，他最心疼的是一副眼鏡。那副眼鏡是他父親年輕時候買的貨真價實的水晶眼鏡，即便是現在，花幾千塊錢也未必買得到，可在當時，這副水晶眼鏡只賣了18元錢。七拼八湊，才把母親接出了院。

1978年，粉碎“四人幫”，全國有了一次調工資的機會，但不是每個人都調，而是要評比，兩三個人評一個，評上的才調一級工資。那次艾豐漲了6元錢，算是幸運的，月薪達到62元，後來，他考上了研究生，帶工資唸書。

總算跳過了一道坎。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爭”房子（1）

1981年，年屆43歲的艾豐碩士畢業，天遂人願，順利分到了人民日報社記者部。但一進人民日報社就遇到個小周折。

記者部有一個規矩，剛分到報社的人，都得下基層去駐站，北京不留人。可是，艾豐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負擔特別重。父母年老多病，靠兒子生活多年了，如果艾豐離開北京，父母就沒人管了。但是，他如果不能駐站，人民日報社就不能接受他，讀碩士的目的就沒有達到。去留兩難之時，記者部副主任、黨支部書記商愷愛才心切，想了一個變通辦法。他對艾豐說：“你可以留在記者部，但是你要當編輯，值夜班，給大家改改稿子、送送稿子。”

在報社待過的人都知道，大家都想做記者，不想當編輯，尤其不願當夜班編輯，一來熬夜熬得苦，二來工作性質純粹是為人做嫁衣，自己當不了“新郎官”。

艾豐一聽有辦法留下，立即回答：“行，那我就當編輯吧！”

進入人民日報社當編輯，值夜班，無論如何，得有個住的“窩”。說到“窩”，艾豐真是“窩囊透了”，而且“窩囊”了幾十年，這也一直是讓他“心痛”的地方。

由於原來的單位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長期不建、不分宿舍，結婚以後，他和愛人還有小孩，三個人一直擠住在一間10平方米的小屋，睡一張單人床加一塊板，像“巢穴居”人，一天到晚，磕磕碰碰，轉身都得小心。練就了這種擠住的“童子功”，艾豐當了記者後，深入農村採訪，或參加“四清”運動，和農民“三同”時，與農民擠住一炕，或住在很簡陋的房間裡，他都蠻適應的，以寬綽而論，比在家裡還算好多了。在此種條件下都能夠安睡，所以艾豐在什麼條件下都能夠倒下即睡，這使艾豐終身受益。的確，睡覺佔了生命將近一半的時光，“能睡”的幸福，絕對要超過“能吃”和“能穿”的幸福。進入人民日報社，艾豐在單身宿舍分到了一個床位。一直到45歲，艾豐才分配到單元宿舍，還是三間房兩家合住。

後來艾豐一直到當了經濟部主任，還常常住在辦公室裡。一來是因為上夜班常常凌晨回家，怕吵得他夫人睡不著覺，二來是已經在辦公室拾掇了一個角落，鋪上被褥，便是大床，讀書、看報、寫東西，想幹到什麼時候，就幹到什麼時候，十分方便。久而久之，他養成了睡辦公室的習慣。

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艾豐這一代人，提倡的是艱苦奮鬥，至於個人的待遇，從來是羞於開口。1990年報社調房子，艾豐已經是經濟部主任、編委，按理調房子是沒有問題的。榜上雖然有名，但遲遲不給鑰匙。艾豐當然也想調一下房子，卻恥於開口，事情便一直拖了下來。

一天，他的一位年輕的部下問到他調房子的事情。“還沒有分呢，愛分不分吧。”艾豐隨口答道，“給自己爭房子太痛苦了，為獲得的那點享受，和精神痛苦相比，我寧可不爭。”沒想到那位年輕的同事卻劈頭蓋臉地說：“艾豐，我們一點都不同情你，混到你這份兒上，中國新聞界有幾個人？你連房子都分不上，那我們還有什麼奔頭？！”

這一炮，把艾豐轟愣了。對呀，他不但是研究生畢業，而且是《人民日報》經濟部主任、編委，屬於報社領導班子，全家人卻還住兩間房子。為什麼不能改善？

第二天，艾豐打電話到報社行管局，問為什麼還不發鑰匙。行管局局長回答說，報社規定，“###”沒問題，群眾沒意見，符合這兩條才可以分房子。艾豐說：“我‘###’有什麼問題？”對方說：“可是群眾有意見。”艾豐這下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