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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來說），而對自己腳下的大石頭卻可能視而不見被絆倒。

1985年年中，有關方面在準備召開全國工資改革會議。會上一個重要議題就是確定在全國推行業務職稱制度，這自然是關係到許多人切身利益的問題。在談到新聞界是否也要評職稱的時候，當時勞動部的一位領導認為，新聞界本身就沒有什麼學問，不應該在新聞界評什麼學術職稱。新聞界當然不同意這種看法，新聞是有學問的，而且新聞界是知識分子密集的崗位，如果只靠行政級別，靠“當官”才能提工資，那矛盾就會非常尖銳。

當時人民日報社有一個工資改革小組，想把新聞界的這些看法向中央反映。於是，他們希望透過記者部找個記者向中央寫內參，內參必須趕在工資改革會議之前送上去，不然就來不及了。記者部領導又把這個任務落實到當時擔任機動記者的艾豐頭上，並且說，他是中年記者，如果沒有職稱，中年人的待遇就會遇到問題，他有切身體會，做這件事最合適。艾豐二話沒說就領了這個“為民請命”的緊急任務。

艾豐抓緊時間工作，他先向工資改革小組全面瞭解情況，寫成內參初稿之後，又請他們審閱，定稿後署了個人的名字準備上送。這時一位在中央辦公廳工作過的同事跟艾豐說，時間這樣緊迫，以個人名義寫的內參，恐怕中央領導不能及時看到，會誤事的，最好以報社的名義上送。艾豐請示了報社工資改革小組之後，到報社辦公廳加蓋了報社公章把內參及時送上去了。

見到報告後，胡喬木同志很認真地寫了兩頁意見，總體是說新聞界很艱苦、很重要，應該評職稱，但其中有一句含義不是很清楚的話：“記者不要和教授、副教授攀比。”胡喬木的批示傳下來，勞動部不給新聞界評職稱的意見被否定了，但是他們抓住了其中那句含義不是很明確的話，提出了一個方案：記者、編輯的最高職稱只能相當於副教授，並把這個意見告訴了###。

中央領導的批示和勞動部的方案到了###，###的有關領導一看就急了，最高才是副教授，這怎麼能行？誰讓《人民日報》寫的信？電話打到報社總編輯辦公室處，總編輯李莊當時不知道這件事，到辦公廳一查，是艾豐來蓋的公章。這位一向溫和可親的老領導一下子就火了，批評辦公廳的同志，什麼材料你們都蓋章嗎？反革命傳單也蓋章嗎？然後詢問報社工資改革小組的領導，那位領導一時沒弄清緣由，彙報說不記得同意蓋章這件事。於是，這個內參不僅把事情搞糟了，而且成了艾豐擅自盜用報社名義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為了。

報社內掀起軒然大波，這一訊息也很快在全國新聞界傳開了。傳言說，艾豐急於向上爬，為取得胡喬木賞識，主動提出方案把新聞界壓半級。

報社社長秦川從日本回來，一聽說這事後就立即召開編委會。那時候艾豐是機關黨委委員，機關黨委書記在編委會後找他談話，指出這是典型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為，不給處分是不行的。艾豐把事情的整個經過原原本本地做了彙報，任務是誰佈置的，材料是怎樣形成的，蓋章是誰同意的，最後是怎樣送上去的，說完之後，他說：“我是典型的有組織、有紀律行為。”經過機關黨委向有關同志反覆核實，證明艾豐說的都符合實際情況，處分一事才算作罷。

處理雖然免了，但艾豐卻痛苦到了極點，因為事情畢竟沒有辦好。自己受了冤枉，當然難受，但事情沒有辦好是大事，不行，不能到此為止，一定得挽回。於是他又趕寫了一份材料，透過一位熟人送給了胡喬木，反映他批示以後發生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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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虧是福（2）

過了不久，胡喬木召集###、國務院職稱辦、勞動人事部的同志，就職稱問題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他“順便”提了一句：“我上次批的不能和教授、副教授攀比，說的不是待遇問題，我指的是它們勞動的性質是不同的……”

此話一出，那個最高職稱是副教授的方案立不住了，重新又回到了原來的方案——這就是現在新聞界執行了若干年的方案。

新聞界的職稱終於有了圓滿的結局，但就個人得失來說，艾豐“損失慘重”。出於艾豐的性格和當時各方面的情況，在四五年之內艾豐都沒有向報社領導解釋過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直到1992年，艾豐作為《人民日報》編委，春節去給早已離休的李莊同志拜年的時候，才向老領導說明了事情的原委。領導不瞭解事情的全面情況，對艾豐形成了片面的印象也就是必然的了。

艾豐回憶說：“這不能怨別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