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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來看過，讓他們趕快搬出這裡去投親靠友，因為誰也說不準是否還會有新的滑坡。我問他們既然如此為何不搬？他們說，能搬到哪裡去？親戚遠的遠，窮的窮，拖家帶口的不現實。再說，搬走了，地裡的莊稼怎麼辦？再說離開老屋也很捨不得啊。

他們的老屋還是土牆，家徒四壁。陳鬱插話了：“有什麼捨不得的？土牆房子，哪兒都能建。”

那位老農拍了拍牆，說：“小夥子，這可不是一般的泥巴啊。我們的上輩都在裡面。”老農說完，一屋子的人都善意地笑了。我們辭別眾鄉親，開始下山。

在半山腰的樹林我們又遇到一處農舍，同樣的土牆老瓦。我決定去看一下。一家人正圍坐一起吃午飯。見我們進屋，所有人，包括白髮蒼蒼的老人都站了起來。一家五口：兩位老人、夫婦倆和兒子。聽說我們是記者來採訪滑坡，主人一邊驚訝，一邊招呼我們入席吃飯。推辭不下，我們被拉到飯桌旁坐下。

桌上的一隻大土碗，碗內是農家自制的豆花，孤零零地居於桌子中央。周圍是幾隻盛著米飯的土碗。豆花是白的，米飯是白的。主婦從廚房又端出兩碗豆花，放在我們面前，很不好意思地說：“鄉下人家，莫嫌棄。”

我端起碗，把臉湊下去——豆花很香。

我聽到異口同聲地催促：“怎麼不吃？吃呀！”

原來陳鬱一直沒有動筷。我看到陳鬱慢騰騰地從口袋裡掏出一袋紙巾，抽出一張，在筷子上來回地擦，擦了很久，擦得我想抓起牆角的鋤頭砸向他的腦袋。

我感到悲哀。那一家人都埋著頭吃飯。時間像是死過去一般。陳鬱扒拉著豆花，一點一點往嘴裡送。我把碗裡的湯喝得一乾二淨。陳鬱剩下了大半碗。主婦像客人般拘謹。

採訪將完的時候，主人說：“天災免不了。糧食夠吃，不生病，就謝天謝地了。”

走出這戶人家，到山腳下進行採訪，再到踏上歸途，我沒有主動和陳鬱說一句話。

回到報社，我和陳鬱面臨一個寫稿分工的問題。按照常規，這種兩人一同採訪的稿子，由兩人各寫一半，分工合作。我不想和陳鬱分著寫。說實話，有點“道不同，不相與謀”的意思。我對他說，不如一人寫一篇，寫完後都交上去，上面願意用哪篇就用哪篇。陳鬱同意了。

因為心靈受到震撼，我提起筆就停不下來，直寫到七八千字才罷休。陳鬱的稿子寫了三千來字。兩篇稿子一同交上去。我的稿子被採用了。稿子刊發出來之後，引起了很大反響，一些讀者透過報社給災區捐了款。

陳鬱主動找到了我，這是破天荒第一遭。我以為他要發洩不滿。沒想到他跟我說開始有點服我了。說是以前他確實有些看不起我，覺得我沒上過大學，和他不在一個層次。現在看起來，我是個例外。

我說：“你錯了，還有很多沒上過大學的人，比我能幹。人與人是否處於同一層次，除了教育背景之外，還有很多考量因素，比如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和適應能力。”

此後，我和他的關係不再像以前那麼僵了，但也只停留在一般同事交情上。說不上有什麼成見，也許不過是成長經歷不一樣罷了——我們是不同型別的人。

第一次聽到有人喊我“老師”

夏天，報社來了幾個實習生，給我分配了一個讓我帶。乖乖巧巧的一個女孩子，叫章欣。她站在我面前，一聲清脆的“老師”，喊得我傻愣愣的。第一次聽到有人喊我“老師”，我一下子沒反應過來。在報社呆了兩年，一直是我叫別人“老師”。

章欣在一所大學新聞系讀大三，利用暑假的兩個月時間來報社體驗一下實戰的感覺。我告訴她當記者很苦。她說她就是專門來吃苦的。她就是喜歡記者這個挑戰性強的行業，自由得很，也有成就感。我就告訴她當記者沒什麼大的訣竅，關鍵就是多跑，多想，多寫。

第二天出去採訪時，我帶上了章欣。她又是緊張，又是興奮。我讓她鎮定些，採訪時多聽我說。她忙不迭地點頭。

沒想到，第一次帶章欣採訪就砸了鍋。剛開始她還比較安靜，專注地聽著我和採訪物件的對話，在採訪本上作著記錄。後來，也許是緊張勁過去了，她活躍起來，急於表現，搶在我前面連連向對方提問，有時甚至不夠禮貌地打斷對方的話。而她提的那些問題呢，實在是不夠地道，簡單、有點小兒科，令那位採訪物件直皺眉。我幾次想重新奪回交談的主動權，向她遞眼色也沒效果。

採訪基本算是失敗的。一些該問的要點沒問到，雞毛蒜皮的細枝末節倒有不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