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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飯後到晚飯前，是各人寫材料時間；晚飯後到睡覺前是自己學習時間。竹中的俄文好，徐克成的日語好。我要學習外國語，徐克成說可以學習俄語。我就與竹中掛鉤，我教他中國話，他教我俄文。每天一小時俄文學習。這些我對郭股長說了，他說可以，不過指示：“不要耽誤寫材料的時間。”由這以後每天學習俄文，於看守有本俄文讀本，我就利用這個讀本學習，把這本書都抄下來了。

4月中旬，有一天郭股長把我們的門開啟，領進一個穿灰棉軍服的人，也有三十六七歲，高個白臉。郭股長走了，我問他從哪來，他說了幾句話，聽不出來是哪兒的人，不像北京口音，有點像東北話。我正猜測的時候，徐克成發現他一進屋就注意竹中寫的日文材料，果然是日本人。他是日本特務，叫谷口。抗戰時在山西，“九？三”勝利後，到長春給美特做工作。解放後他沒有跑了，潛入到解放團冒名國民黨軍官，好幾年才把他查出來，送到公安局。他這一來竹中有了同鄉了，徐克成也能說日本話，於是這屋就不斷日本話了。

在5月的上旬，我看報紙，看到反動派還不斷派特務到大陸進行反革命活動。我想我到臺灣去做人民政府的地下工作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我設計，先到西康的西昌，從那再往雲南走，轉道香港，再去臺灣。到了臺灣就說解放後我逃到瀋陽的一個親屬家中潛伏，後來不能潛伏了，才一步一步地逃到西昌。這樣潛回軍統特務機關，我能夠給人民做很多事情。可是真的回到軍統特務機關，被特務識破，給我一上刑，我是堅持到底呢？還是說實話呢？我與項迺光從長春向外突圍未成，我們倆人分手的時候，他說：“咱們這樣辦吧，自己想辦法走，誰到了北京，或到了南京，就把咱們突圍的情況報告給局本部。”我在長春沒跑了，北京也沒有我，又沒到南京，特務機關還不考慮我的下落？再說，我到長春市公安局，東北的這些特務誰都知道。這些特務如果有一個被釋放，能不出去講我的問題嗎？另外特務在東北的潛伏組織真的一個也沒有了嗎？不一定。回到特務機關，我還可以說，我是迫於當時環境假自首。這樣可以說得過去。最後我決定無論如何要給人民做一些事情，犧牲生命，在所不惜。至於政府准不准許那是政府的問題。我左思右想就把這些計劃當面報告了郭股長。

他聽了我這些話說：“你可以寫一個報告。”

我回去寫一個報告，呈給了政府。這個報告呈上去之後，沒有迴音。我當然也不好問，以後就作罷了。

6月底，美帝侵略朝鮮。東北各地的反動殘餘分子利用這個機會自發地進行反革命活動。長春公安局逮捕了一些現行反革命分子。一天郭股長找我，對我說：“新逮捕了一些人，屬現行反革命。你搬到他們屋住，有什麼情況隨時反映。”

我化名郭依平，因為我二老婆叫郭依平。這個名字是我給她起的。今天我就掛這個名在監號活動。

接觸的第一個物件是孫×，汽車司機。他的姐姐在長春一個軍醫院當護士長。1949年與醫院的一個老幹部結婚。後來，這個醫院的秘書被暗殺，這老幹部失蹤。公安局便認為孫×的姐姐有嫌疑，抓來押在小紅樓樓下二號。押了幾天又把她的弟弟抓來，押在小紅樓樓上十三號。我到這個監號、什麼也沒拿，空身進屋。門開之後，看守在門口厲聲地說：“你們倆，認識不認識？”

“不認識。”他說，我也這樣說。

門一鎖，看守走了。石灰地上什麼也沒有，坐下太涼，我便把鞋墊在屁股下。吃完晚飯，他看看沒有看守戰士，便小聲問我：“你怎麼來的？”

“今早抓來的。”我表現出害怕的樣子。

這個案子是把殺害秘書的兇手抓到，這是偵察的中心。他姐夫跑了，可疑。他姐姐是否知道他姐夫的去處呢？他是否知道這些情形呢？

如果常識不豐富，是談不到做工作的。他是司機，我懂汽車。我先從汽車談起，問他駕駛的是什麼汽車？這樣有了共同語言。他問我是幹什麼的？我告訴他是飯館的茶房。飯館的常識我也知道一些，是可以叫他相信的。他問我為什麼被捕？我說因為一貫道的嫌疑。談來談去，他說偽滿時給王慶璋開汽車。王慶璋是偽滿的郵政總局局長，我的三舅。談到王慶璋家中情況，我說得很對。他對我更有好感了。我對他說：“咱們是患難與共，不容易，有緣分。”我同情他，站在他的立場上替他想辦法。他很相信我，什麼話都對我說了。最後他說：“我姐姐嫁的那個幹部是一個轉業軍人，年齡40多歲。他們結婚的經過我不知道，他們倆只到我家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