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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了半天，都是別人認為，你自己沒有事！”

“我沒有事，也不能說沒有事，有許多錯誤。”

“都有什麼錯誤？”

“我借給別的犯人棉衣，拉攏同犯。”

“拉攏同犯幹什麼？”

“什麼也沒有幹。”

“是不是叫他們當交通（特務機關傳遞情報的人）？”

“當交通，他們不懂得。”

“關夢齡你是不是認為你不說，就可以混過去？”

“這樣吧，政府把我的活動計劃說出來，我承認好了。政府寬大就寬大，不寬大也沒有關係，現在槍斃了，我已經多活了六年。”

“你要坦白，自己說！政府不能替你坦白。”

“我沒有辦法，只能這樣了，給我加什麼罪，我都接受。反動也好，頑固也好，我是承認的。”

“你這是什麼態度？抗拒！”萬科長又批評我。

我停了一下，沒有說話。旁邊那幾位幹部也都睏倦了。我心想，白天都忙了一天，晚上又到這陪審，結果什麼也沒審出來。他們一定認為我很頑固。我想了一下說：“報告科長，我先回去，明天我寫一寫，寫完了你看看，不行再說。我這件案子，也不是個小事，反正一天兩天結束不了。天太晚了，我支援不了，腿也疼起來了。”

這位科長往沙發上看了一下。有幾位幹部也說：“先叫他回去吧。”

“關夢齡，你回去好好想，老實寫！”

回到監號，我把今天的審訊仔細地分析了一遍，知道他們手中什麼也沒有，審訊的詞句很空虛，一聽就是硬要東西。我最後脫身的那幾句話，是想試一試，如果他們不叫我回來，那是有證據的，放我回來就證明他們什麼也沒有。我說回來寫，搭了個臺階。我如果總是“不知道”，“我什麼活動也沒有”，那就不好下臺了。我這樣一說，暫時收場。我躺下來，心裡很坦然。心想，他們這是何必呢？不敢往我身上亂加罪，又不肯對我放鬆。事緩則圓，這是我一貫的主張。日子多了就會好轉。

早晨起床，一看腳脖子破了，我說：“這怎麼辦？挺疼！”

“找醫生，怕辦不到。”這是李萬金說的。

他說找醫生辦不到，我倒要試一試。我拿張紙寫了一個條子，交給班長。我想，如果醫生來看，那我還有一定的重要性；如果置之不理，那就如同一般犯人。一般犯人腳脖子卡破了，根本沒有治的。條子交給班長，班長回來對我說先等一會兒，上班醫生就來。這裡有犯人醫生，有政府人員的醫生。一般犯人，都是犯人醫生診斷。我這傷不知什麼人來看？早飯後，一個女醫生來到監房！她叫我坐在門口，給我清洗了傷口，上了藥，用繃帶紮上。走時還說後天再來換藥。她走後，李萬金說：“這是李典獄長的愛人，她是不給犯人看病的，你是個例外。”

“我的案子嚴重，犯人醫生不能與我接觸。”我這樣說，但心裡感到事情越來越好辦了。

天天提審，寫材料，忙得不亦樂乎。抽出時間還要寫檢討書。我的檢討是這樣寫的：第一項、拉攏同犯，企圖不軌，在1953年秋，借給反革命犯方錫志毛衣一件，又借給鄒達棉襖一件，造成小圈子；第二項、破壞生產，浪費原材料，在勞動中，多用膠漿，違反增產節約的號召；第三項、心懷不滿，抗拒改造，對政府人員的教育，背地發牢騷……共有三十五項缺點。寫完之後，交給管教科。以後補充說明一件事：在監號與犯人談天時說，犯人在監中現行反革命活動應當鎮壓。這個問題可能反映錯誤。我予以解釋，並找出幾個犯人作證明。

晚上燈不亮，什麼也不能寫。我與劉克敏、李萬金兩個人聊天。他倆知道很多犯人的案情，沒事他倆就談這些。比如劉克敏說：“大廚房姓蘇的，因為入洞房判了三年徒刑。”

我一聽感到奇怪：“怎麼回事呀？”

“成親他沒有房子，借住他大姨子的外屋。入洞房時，兩口子一上床，他老婆一叫喚，他把嘴給捂上了。捂了半小時，後來一看，他老婆不吱聲了，沒氣了！死了。這就判了三年。你看糟不糟，洞房事兒還沒完，就抬死人，預備棺材。”

“咱們隔壁住的那個小子，是個不要臉的東西，天天哭，天天唱，叫人不得安靜。他是個鄉下唱小戲③的，因為放火，判了三年。他是唱花旦的，留個大背頭，長得像女人。他剛入監不在這兒，在別的地方。他裝女犯，入了女監，在女監裡住了好幾個月，有好幾個女犯叫他給劃拉了。後來發現，給他加刑到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