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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危機跟歷史上的其他經濟危機有本質上的差別。但很可惜，一些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員，過度自信，低估了美國的自我修復能力。我希望這種過度低估美國自我修復能力的態度，不至於對中國的很多政策產生影響。否則，這反而會讓中國錯失一些未來的增長機會。

問：在2004年和2005年以後，很多大型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造並在海外公開上市，它們在業績上的表現越來越好。應該怎麼去理解這一點呢？

陳志武：表面上看的確是這樣，但是要看到背後有幾個非常關鍵的原因。2001年年底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經濟在一定時期裡肯定能享受不少WTO紅利，主要表現在一些出口導向型製造業企業擁有了更好的貿易機會，包括機械製造業。WTO紅利包含的這些機會主要由國有企業和一部分大型民企直接享受，其他行業的企業也透過外溢效應間接分享。出口企業向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出口了很多的重型機械、裝置等，得到了空前的擴大全球市場份額的機會。但是很遺憾，國資委把這些都歸功於自己。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你剛才提到的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造，以及一些大型國企的股份制改造。這些國企利用香港聯交所、紐交所、納斯達克等美國資本市場提供的上市機會，到海外上市，資本市場對這些企業本身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包括透明度、管理行為以及業績上的影響。

很多人以為這些大型國企的改善是因為有了國資委更好的監管，有了宏觀調控的政策。這種看法很膚淺，他們沒有看到資本市場提供的無形監管、監督和約束，以及這些看不見的手給國有企業帶來的改善。

問：資本和金融的進一步全球化，是不是可以幫助中國的民營企業解決很多融資上的問題？

陳志武：的確是這樣，這些年幸虧有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在過去給中國的民營經濟提供了非常大的推動力量。我們可以看看中關村，看看今天中國的太陽能製造業。對於太陽能製造業而言，從VC、PE到最後上市，如果沒有美國資本市場多層次的支援，中國不可能在這麼短的幾年時間內成為全球太陽能製造業唱主角的國家。換句話說，正因為海外資本市場、私人股權基金、創投基金和證券市場的支援，才使得中國民營經濟不至於在國有企業壟斷的社會里被全盤擠掉。

走出產權改革的誤區（1）

本篇來源：2008年9月10日《南風窗》，記者趙靈敏。

中國的國有資產改革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和改革開放的歷程基本同步。從最初的承包制、砸“三鐵”，到後來的買斷工齡、“從頭再來”，再到國退民進、管理層收購（MBO），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改革一直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國有資產改革的必要性在哪裡？如何避免改革過程中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

一

問：中國的國有資產改革已經進行了多年，您對這個領域的改革有何評價？其中的經驗和教訓是什麼？

陳志武：過去30年的資產財富國有，是有其積極的一面。特別是跟印度相比，中國在社會財富主要集中在國家手裡的情況下，能快速調動大量資源，集中發展工業產能、建設基礎設施等。但印度則處於兩邊都不靠的局面，他們既沒有發達的資本市場把分散私有的資源調動、彙集起來，又沒有資源的國有，所以，當印度想要快速發展基礎設施、加快工業產能建設時，他們調動資源的能力沒法跟中國比。因此，國有制對於後發展的中國實現快速趕超曾起到積極的作用。

但是，到今天，國有制的民營化改革已經是不加快不行了。為什麼呢？道理很簡單，我們不能總是投資建廠、修路、蓋大樓，而忽視消費，現在已經是工業產能嚴重過剩。現在阻礙經濟增長的瓶頸是消費增長不足，而不是工業投資不足。過去我們總把生產建設跟經濟發展等同起來，現在要改了，消費也是發展經濟，甚至是更重要的促進經濟發展的行為。對於以前總處於溫飽邊緣的農業社會，生產能力低一直是經濟發展的瓶頸口，那種“發展經濟等於擴大生產建設”的觀念是可以理解。但是，到今天，多謝工業革命，生產能力已不是問題，關鍵是到哪裡找到更多的消費需求以滿足產能的擴張。

所以，過去是從效率的角度談為什麼要把國企民營化，但是，到今天，我們必須從財富的國有還是民有，誰更能促進國內消費需求增長，誰更能促進經濟模式轉型的角度來考慮下一步改革方向的問題。

在生產性資產是民有的社會里，老百姓可以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