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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數字，滿足了人們的這種心理需求，而制度似乎太抽象了。況且，在一些制度建設長期沒有突破的國家，過多談論制度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事情。不僅如此，更有很多人認為，談論制度的重要性是套話，是老生常談，太過主觀了。事實上，制度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

從微觀層面看，即使在制度機制最不利於信用交易的國家，證券交易和借貸還是可以出現的，甚至也會有股票市場。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些證券市場能夠深化、能夠發展得長久興旺。在中國，人們的積蓄已經很多，資本供給可以很多，但由於金融證券市場所需要的制度架構不規範、不到位，資金始終無法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資金的供給方與需求方之間不容易發生交易，進一步的經濟發展就很難發生。

從國家層面看，日本、韓國的商界和政治結合得太過緊密，逐步形成了非常固定的既得利益結構，要摧毀這個利益格局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日本經濟的困難其實是政治制度的問題。相反，美國經濟200年來之所以富有朝氣，就是因為它的政治體制不允許在經濟層面上形成既得利益結構，一系列反壟斷立法的出臺，保護了自由競爭。

二

問：歷年來，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和世界經濟論壇兩大權威競爭力報告中，中國香港地區一直名列前茅。您何評價香港的成功？

陳志武：弗裡德曼一直認為，中國香港地區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典範，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經不太容易找到類似的版本了。香港的成功在於其有利於市場交易的制度：明晰的產權制度和契約執行架構、法治觀念、受到限制的政府權力和廉潔高效的公務員隊伍，以及政府堅持對經濟不積極干預的原則。

所謂不干預經濟，並不是說政府無所作為、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說香港政府在整個市場中擔當裁判性的中間人角色，致力於制定遊戲規則、建立並維護公平的交易平臺，致力於解決糾紛、維持公平，政府不逐利、不辦大量的政府企業與民爭利。

香港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充分發揮了其制度優勢。

問：近年來，有關香港邊緣化的討論很多。相關討論的一個重要依據是香港在資訊科技方面的落後和科技創新在支援經濟持續發展方面存在的缺陷，您的看法如何？

陳志武：談到創新，人們認識上的一個最大的偏差就是：將創新限定在科技領域，一提到創新，想到的就是電腦、太空梭、生物技術等，而忽略了金融技術創新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在觀察工業革命以來的人類發展史時，許多人只看到了蒸汽機、電話等科技產品的作用，而沒有意識到債券、股票、風險基金等金融產品和有限責任公司這類企業治理結構的出現所產生的深刻價值。許多經濟史學家認為，500年前發明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以及與其相配的“股票”這一金融技術，為後來的工業革命和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礎，沒有它就沒有現代企業制度，沒有現代企業制度就沒有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

制度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3）

從香港的情況來看，它90％左右的GDP來自於服務業，而其服務業有相當部分又是金融、保險這類金融服務。所以，香港要追求創新，不應把精力放在計算機、資訊和生物等這些“硬技術”領域的創新上，而應該因地制宜，著力於金融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在這一領域，香港因為有其獨立的法律體系和長期的法治傳統，有大量受過嚴格訓練的法律人才和優質的軟性制度架構作保障，條件得天獨厚，最有利於金融技術上的創新發展。事實上，開拓創新也是香港銀行業、金融業長期以來保持旺盛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前幾年香港銀行業建立起世界上首個推行外匯交易同步交收服務的機構，透過美元兌港元在亞洲時區內的即時同步結算，避免外匯交易上的結算風險，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也於2001年年底開始接通。這種無紙化的即時支付系統，大大改善了風險管理並提高了效率。另外，考慮到大陸的實際情況，香港金融界為大陸的企業和個人推出各類金融證券品種、基金品種，使其金融業不斷增長。

所以，不管人們是否喜歡、願意，香港在未來很長時間裡都將是中國最主要和最可靠的金融中心和資本中心。由於香港有這些領域的優勢，我不覺得它會被邊緣化。香港做的是“制度套利交易”。

有意思的是，香港在過去150年的發展歷程和成功經驗，並沒有在大陸獲得足夠的重視，沒有太多人去研究其成功經驗。人們把精力主要放在研究美國、西歐、日本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