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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畫的那幅毛主席像有半壁大，是我這輩子畫的最大的一幅，是打格子放大畫的，我常常得退到賣飯菜的視窗觀看畫面效果，好及時修改。尚總是低著頭掃地或抹桌子，不敢看我，臉上是那種麻麻木木的表情，讓我極其同情。我在那裡畫了將近一個月，同她說話只有一次，那是我快要完成這幅毛主席像的前幾天，那天下著滂沱大雨，食堂內充滿一股油膩膩的豬油氣。中午吃飯的人剛走完，尚下身透溼地走了進來，她的褲腿都打溼了，腳上的一雙解放鞋還咕唧出水，那可是11月初冬的日子，我一連聽見她打了幾個噴嚏。

“尚青青，”我終於剋制不住自己感情地走上去，她抬起頭瞧著我神氣像條魚，我臉頓時血紅，聲音都啞了，“你回去換雙套鞋羅，”我說，“你會病了去。”她看著我，沒說話，她又低下頭掃地，隨後她走出食堂消失在雨霧中。後來的幾天她都沒有來打掃衛生，她病了，代替她的是個白髮老頭。後來，我完成了畫像，過了兩天來拿錢時尚青青又在食堂裡抹桌子掃地了。那天上午我去找他們革委會伍主任批條子，伍主任一個飽嗝打給我，“你來得正好，”伍主任嚴肅地說，“夥計，你的畫有點問題。”我想不出會有什麼問題，“除非是反革命分子搞的破壞，”我說。伍主任瞟我一眼，“在我們商業局的黑五類裡還沒有一個不怕人民的鐵拳的。”他說，“問題是出在你自己手上。”

“不可能。”我說。伍主任霍地起了身，“來，我們去看。”他先我一步出門，我跟著他，一路上又有幾個人加入了我們的行列，於是一行人走進了食堂。伍主任對我那幅毛主席像指出的毛病，是我這一輩子也忘不掉的，因為他忠於得過了分。“你看，毛主席像，應該眉心，鼻子，下巴，領釦和第二粒釦子成一條直線。”他站在毛主席像前指手劃腳地說，“你沒畫直，這是路線問題，夥計。”他是指風紀扣，領釦和第二粒釦子這條線沒有對準鼻尖和眉心。我拿出毛主席像給他看，“又不是我沒對準，是像上沒對準，這我不能隨便改。”我說，這時我驀然又瞅見了尚青青，她望著我們。伍主任的臉掛不住了，“哦哦是這樣的。”

他感到自己丟了醜。後來他想在錢上面卡我一下，也讓我不痛快。

“好多錢？”回到他的辦公室後他問我。我說：“四百元。”“四百？”

他的眼鏡都從馬臉上掉了下來。他拾起眼鏡又說：“沒有那高吧？”

我瞥了眼牆上的毛主席像，“我是畫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在很多地方畫偉大領袖毛主席像，”我加重語氣說，“還從沒碰見過革命造反派在繪製領袖像的報酬上同我討價還價過！不信你可以去問。”

伍主任盯了我良久，忽然從抽屜裡拿出信紙和筆，伏在桌上寫道：“偉大領袖毛主席巨幅畫像繪製費四百元整。”

回到家裡，我把四百元錢塞進一隻爛紗襪子裡，又把襪子塞進舊套鞋裡，把套鞋扔在床鋪下。“我想那些紅衛兵小將總不會懷疑這隻爛套鞋裡有名堂吧。”我對秋蘭說。

次日秋蘭又把400元錢從套鞋裡拿出來，塞進一隻廢棄了的藕煤爐的夾層裡，用煤灰埋住，再把幾隻爛鞋子爛碗放在爐子上。這筆錢直到1975年才起出來用。當時已不興畫毛主席像了，當時我在工藝美術社畫蛋殼畫古色古香的花瓶和茶壺，工資是80元一月。這筆錢救了家雲一條生命。那年春天家雲患了急性肺炎，發高燒打擺子，全身摸起來燙手。我和秋蘭急急把女兒抱到三醫院，醫生說：“要先交200元住院費。”我感到一種茫然，我的工資是80元，秋蘭是36元一月，活得還是比較寬鬆（那個時候生活水平仍很低），但也沒有餘錢。

醫生看我愣著，強調說：“細妹子得急性肺炎是很容易死人的，你得趕快跟她辦住院手續治療。”秋蘭驀地把家雲放到我手上，轉身就飛跑了出去。半個多小時後她滿頭黑汗水流地跑來了，出著粗氣，手裡緊攥著一隻鼓鼓的襪子，衣袖上還有煤灰。我猛然記起這筆錢的來由了，頓時心裡很舒服。

“錢來了，醫生。”秋蘭氣喘吁吁地說：121988年4月一個陰雨綿綿的上午，秋蘭拋下我和家雲去了另一個世界，死的時候身體輕得如一床棉絮，我懷疑只有8斤。我打電報把家雲喚了回來，她一見我眼睛就紅紅的且浮腫。“爸爸，”她叫了聲，淚水就珍珠般往下掉。我安慰她：“你是未來的醫生，要學會把生生死死看淡些。”我瞅了眼油綠色的鐵棺材，秋蘭就平躺在裡面，已躺了兩天，只等家雲見最後一面便火化。“你看看你媽媽，”我說，棺材的兩旁擱著四團冰，地上已溶了一攤水。家雲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