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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章　反擊中原

土地私有化是國策變革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它的重要性與官制變革同等。

官制變革關係到貴族階層的權力世襲，土地制度改革則關係到貴族階層的財富傳承。這兩個制度的變革之所以遭到秦王政和咸陽宮的堅決反對，其根本原因還在於這兩個制度有利於豪門貴族對權力和財富的永久佔有，而不利於寒門士人的代代崛起，一旦實施，必然會走向世家和門閥政治，這將嚴重阻礙中央集權的程序，阻礙王國的強大和昌盛。

秦王政和起自寒門的法家士卿們從君主和王國的利益出發，著眼於未來，堅持更為激進的“法治”道路，但公子寶鼎認為他們脫離了現實，忽視了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落後，認為“超前”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不但無助於推動社會的發展，反而會激化社會矛盾，最終導致王國的崩潰。

什麼樣的生產力決定什麼樣的生產關係，什麼樣的經濟基礎決定什麼樣的上層建築，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違背這個規律必然會遭到天道的懲罰。

寶鼎的國策變革理念得到了豪門貴族的擁護，而此策對寒門貴族，對那些已經擁有權力和財富的寒門士人同樣有好處，但治國理念的不同讓他們寧願放棄這種個人私利，也要堅持高度中央集權制的理想。

在他們眼裡，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度走的是“國強則民富”之路，大秦的強大已經證明了這個制度的正確性。等到中土統一，王國更強了，社會穩定了，則“民”自然就會安居樂業並逐漸富裕，如此則實現理想中的“樂土”世界。

寶鼎和豪門貴族對此則予以否定，他們認為正確的治國理念是“民富則國強”，王國的國策要走“藏富於民”之路，“國”不能與“民”爭利。這也有一個成功的例子，那就是齊國。齊國在四十年的休養生息中奉行的就是這一治國理念，結果齊國的“國”與“民”皆富。

秦國的國策變革是基於大一統的基礎之上，也就是中土進入“休養生息”時期的國策走向，由此咸陽就出現了兩種變革思路，一個是堅持原有的國策，並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制，讓王國更加強大，由此帶來“民”的富裕；一個也是堅持“法治”，但限制甚至變相地削弱中央集權制，主張先讓“民”富起來，由“民”富而推動國強。

這兩種變革思路歸結到土地制度上，一個就是堅持土地“國”有，計口授田，確保耕者有其田，確保社會穩定和賦役的徵繳；一個則是土地私有化，把有限的資源進行合理的調配，從而產生出最大的經濟效益，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大秦在統一中土之前，計口授田的土地制度顯然符合當時的社會實際，迅速增強了國力，但統一之後，整個中土都要發展，整個中土的局勢都變了，國策必然要隨之做出改變，那麼這一土地制度是否依舊適合社會發展的需要？

隨著社會穩定，土地和人口之間的矛盾迅速擴大，計口授田制度的弊端必然無限放大，所以土地制度肯定要改，但如何改，何時改，怎麼改，卻直接關係到王國的興衰存亡。

寶鼎在這個時候，在統一大勢剛剛明朗的時候，在國策變革的思路尚未正式確立的時候，利用河北大饑荒造成的人口減少和土地荒廢，利用趙國滅亡後河北急需穩定的局勢，利用大秦律法的空白和漏洞，變相地推行和實施土地私有化，將對咸陽政局發展和國策變革的走向產生何種深遠的影響？

王翦和王賁陷入沉思，楚系的楊端和和關東系的豪門貴族馮毋擇也在深思。

公子扶蘇以淳于越為師，在過去的兩年裡學到了很多東西，很多在咸陽根本學不到的治國理念，而這些經世濟國之道讓公子扶蘇認識到了大秦“法治”的不足之處，不過公子扶蘇依舊稚嫩，他沒有淳于越幾十年的人生閱歷，也沒有公子寶鼎從前世帶來的先進思想，所以他對咸陽的國策變革之爭雖然極度關注，但無法辨別兩種變革的利弊得失。

然而，公子扶蘇崇拜自己的叔父公子寶鼎，而對自己的父王卻不滿。自己的父王拒絕立儲，叔父卻不惜代價要把自己推上儲君之位，兩相對比，公子扶蘇自然喜歡和依賴這位年輕的叔父。這種崇拜和依賴影響了扶蘇的判斷力，很多時候他即使認同咸陽在某些政策上的堅持，但因為叔父的反對，他也就旗幟鮮明地跟著反對，而叔父所堅持的，他也堅決支援，不論這種堅持是對還是錯。

扶蘇看到王翦等人沉默不語，對叔父的決策猶豫不決，於是開口說話了，“今年河北到目前為止風調雨順，但河北有大量荒廢的土地無人耕種，與此同時，河北有大量的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