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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鼎立之勢，這實際上正是齊楚合縱攻打中原的最終目的。齊國獨霸中原那是絕無可能的事，秦國武烈侯正是看到了這一主導中原局勢發展的關鍵所在，所以一招“重建韓魏”便輕鬆逆轉危局。

齊王建和臨淄中樞在內外重壓之下，只好暫時擱置擴充套件稱霸的想法，撤回軍隊，耐心等待時機。

秦齊兩國達成議和原則之後，整個中原局勢就算基本穩定下來，戰事全面停止，接下來就是秦齊楚三國對中原利益的瓜分，至於韓魏兩國，不過是中原利益的一部分，他們是魚肉，而不是刀俎，他們的命運決定於秦齊楚三國艱難而冗長的談判。

寶鼎上奏咸陽，中原危機暫時化解，韓魏重建後，秦齊楚三國在中原形成鼎立之勢，但這種鼎立之勢能維持多長時間，完全取決於秦國在北方戰場上所取得的戰績，假如秦國在北方戰場遲遲打不開局面，國力因此嚴重損耗，中原危機必定再度爆發，所以，他奏請咸陽，要求馬上返回代北。

與此同時，河北王翦、馮毋擇，代北羌廆、司馬尚等軍政官長，也紛紛上奏咸陽，催促武烈侯公子寶鼎速返北方戰場。

秦王政考慮到大局，答應了寶鼎的奏請，允許他速返代北。

寶鼎辭別中原文武大員，北上返代。公子扶蘇一直把寶鼎送到了白馬津。

渡河之前，寶鼎與公子扶蘇秉燭夜談。

公子扶蘇堅持要把寶鼎送到白馬津，正是得到了其師傅淳于越的指點，目的是想與寶鼎做一番深談，以便知道自己未來的路該如何走下去。

寶鼎詢問了扶蘇的學業，聆聽了扶蘇在經世濟國方面的一些想法。扶蘇先是在咸陽“以吏為師”學“法治”，後來在中原接觸到了西河學派“經世致用”和“法家政術”的思想，這兩年則拜淳于越、伏生等大賢為師，學習儒家“禮治”。扶蘇雖然還是弱冠少年，但無論是在治國理論上還是在政治實踐上，都遠遠超越了同齡人，甚至超過了大多數中低階官吏，畢竟他處在權力的最高階，他所接觸到的治國理論和親身經歷的政治博弈遠非一般人可以想像。

寶鼎聽出來淳于越的“師古”“禮治”對扶蘇的影響較大，於是毫不客氣地告誡扶蘇，大秦的“法治”永遠是治國根本，大秦百餘年來的強大和今日走向統一，都是來自於“法治”的威力，大秦“法治”的根本絕對不能動搖。

韓非子集法家“法、術、勢”三派之長，提出了“中央集權制”，而“中央集權制”是“法治”之大成，無論是過去還是將來，“中央集權制”都是大秦的基礎國策。

當然，“法治”自有其弊端，“高度的中央集權制”也有其危害，而為了減少“法治”給王國帶來的弊端和危害，做為統治者，要從儒、道、黃老、霸王等等諸子學派的治國理論中取長補短。

寶鼎根據今世所學和前世的歷史知識，向扶蘇闡述了自己對儒家“禮治”和黃老“無為”之學的理解，然後提出了“外儒內法”治國理論，在國策上則堅持“以法為核，以德為表”，輔以黃老之學、霸王之道。

“師古”本身沒有錯誤，但要有選擇性的“師古”，比如“周禮”的精髓可以學，但周朝的治國策略早已被歷史所淘汰，我們就必須拋棄。“從今”也不是絕對正確，中土諸侯國變法，唯大秦堅持“法治”百餘年，可見“法治”自有其利弊。

我們要取“法治”之利，改“法治”之弊，至於如何改，那不僅僅是大智慧的問題，還必須對治國的本質有深刻的理解。治國的本質就是權力和財富的分配，就是王國各階層合理地佔有權力和財富，以此來實現王國的穩定和推動王國的發展。

理解了治國的本質，知道了要合理分配權力和財富以便滿足王國各階層的需要，那麼在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應該如何制定和修改治國策略也就一目瞭然了，但人性貪婪，從君王到奴隸，任何一個人對權力和財富的需求都永無止境，這就是一切戰亂的根源。所以治國理論、治國策略的制定和修改，首先需要以武力做為堅強後盾的強權，沒有這個強權，一切都是鏡中花水中月。大周王朝的興衰就已經證明了強權的存在和治國策略的關係，再好的治國策略，如果沒有強權作後盾，王國必定崩潰。

從大秦來說，強權就是君權至上的中央集權制，以此制度來保證“以法治國”，在“法治”的基礎上融合儒家的“禮治”，黃老的“無為”，以“經世致用”原則來取長補短，最終形成“外儒內法”的治國之道。

這就是寶鼎所要打造的未來的帝國，但在他所存在的時代，他只能統一中土，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