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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向敵人的外圍轉移。一路上，老鄉也都撤離。當天夜裡，他們只能在一處山坳欄羊的圈裡過夜，寒風刺骨，根本睡不著覺。後來，曼晴還用《羊圈》這個題目，寫了一首詩。在孫犁看來，曼晴，還有紅楊樹（魏巍），都是晉察冀新詩運動的播種人。他們的詩可能創作於行軍途中，寫在路側的峭壁岩石上或是村莊斷垣上，那可能只是一種口號，一種呼喚，但這些詩做到了和人民的真正的結合，“是一個時代的回憶”，因此，“同著這一偉大的時代，不能磨滅了”①。露宿羊圈的這天晚上，孫犁知道，他身邊的這位戰友，並沒有停止詩的構思。

次日晚上，他們轉到了一個處於高山坡上的小村子。村裡人都已走光，門都七零八落地開著。雖然沒有地方吃飯，卻摸到一家炕上，美美地睡了一覺。清早，他們剛想捉捉衣服裡的群蝨，敵機就來了。他們跑進一條山溝，隱蔽在大石下面。飛機沿著山溝來回轟炸，氣浪搖動著山上的樹葉。孫犁還有時間觀察它：侵略者欺侮我們沒有高射武器，飛得很低，幾乎就要擦著了小村莊的屋頂和樹木。事後老百姓傳言：敵人從飛機的視窗，抓走一個坐在炕上的小女孩。孫犁把這一情節寫進了一篇通訊，不料編輯刻舟求劍，把稿子改得令人啼笑皆非。

敵機走後，陽光已經撒滿山溝，他們坐在河灘上，繼續捉拿蝨子。直到肚子轆轆地叫了起來，才勉強爬上山坡，去尋些能吃的東西。

雖然是在戰爭環境，山地的老鄉，還是把凡能耕種的土地，都種上莊稼。不論是溝溝坎坎，方形、菱形、……只要有泥土，就不會閒置起來。這種情況，整個抗戰時期都沒有改變。太原出版的日文報紙《東亞新報》，1943年11月18日這樣報道：

飛機上的俯視——當飛入山嶽地區時，觸目所見除峨然聳立的山嶽外別無人跡……村落及街巷的庭院中不但沒有人，連一匹牲畜都沒有，在飛機上就可以覺察到敵方（指抗日軍）空舍清野的徹底性的一斑，同時不論在山谷或高原上，除岩石外全耕種得井然有序，由此可見中共對增加生產的努力。①

這種情況，也為兩個腰間掛著墨水瓶的戰士救了急。他們發現了一小片胡蘿蔔地，因為敵人“掃蕩”，還沒有收穫。兩人用木棍掘開凍土，取了幾個，用手擦擦泥土，便大嚼起來，其香甜美脆，至今想來，孫犁還覺得懸乎唇齒之間，——只可惜當筆者寫這段文字的時候，他的老朋友曼晴已經離開人世了。

像這類遊擊生活，在那樣的年代裡是家常便飯。孫犁還記得在一次戰鬥中，夜晚在荒村宿營的故事：不知那是什麼村名，總之，村民已經跑光，黑黝黝一片，沒有聲息。他和同伴們摸進一間破房，不敢打火點燈，別人都擠在炕上，他順著牆邊一摸，有一塊平板，好像搭好的門板似的。他暗自高興，慶幸自己有了好睡處，便舒舒服服地躺下去。天亮醒來，才發現自己原來睡在一具棺木上，不由為之一驚。“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其中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同一個死人，睡了一夜上下鋪，感謝他沒有任何抗議和不滿。”①1942年冬，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傳達到了晉察冀邊區，影響很大，文藝界有很大的變動和整頓。原來的晉察冀文聯機關和各個協會，實際上不再存在，只有一個名義，文藝幹部幾乎全部下鄉了。孫犁在文協工作的同人，田間到盂平縣下鄉，兼任宣傳部長，康濯到農會，鄧康到合作社搞經濟工作，他則被分配到《晉察冀日報》社。當時，他不大願意去當編輯，願意下鄉。有一次在街上遇見原文聯負責人沙可夫，向他說出了自己的想法。一向待部下寬和的沙可夫，這一次卻很嚴肅，他只說了三個字：“工作麼！”

孫犁沒有再說話，背上揹包就去了報社。這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共產黨員。

他在《晉察冀日報》編副刊，有時也兼做記者。1943年農曆正月間，晉察冀邊區在冀西平山縣召開參議會，孫犁以記者身分，對會議進行了十幾天的採訪，會後，寫成《二月通訊》，發表於同年《晉察冀日報》的文藝副刊《鼓》上①。這篇通訊，給我們提供了有關作家和當時開會情況的不少生動資料。孫犁當時坐在靠近會場前方一角的記者席上，他常常注視著主席團成員之一的聶榮臻司令員。那時，會上正在討論統一累進稅稅則，他看見聶司令員十分注意聽取來自農村的參議員們的發言，有時回過身去，和一個留有白鬍子的老人商量著，研究著；他看見他有時陷入沉思，有時又爽朗地笑起來。“我從他的舉動上、精神上，想起許多事。在我的印象裡，聶司令員和中國一些可歌頌的名將的風度，凝結成一個形象。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