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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是以這樣的品質，對待這兩種職業的。

他常以編輯的眼光，發現或提出一般人不容易注意到的一些問題，例如他說，編輯要瀏覽百家之書，不怕成為雜家。要熟悉各行各業的生產、生活和語言，出及各種具體知識等等，以避免改稿鬧出笑話。有一次，他的一篇自傳性的文章中的“回到冀中”，錯排為“回到北平”，編輯沒有看出。當時抗戰剛剛勝利，北平還是敵佔區。他幽默地說：如果後人據此審查作者歷史，豈不麻煩？

他甚至提出，編輯應該注意標點符號，因為就是有經驗的作者，有時也不太講究標點，一般編輯也容易犯標點錯誤。他舉了一個例子，第一次排印的《魯迅日記》裡，有一段話是：友人惠贈圖章一枚，文曰：“迅翁”，不可用也。編輯標為：文曰：“迅翁不可用也”。一點之差，意思大謬。他常用當編輯的習慣，讀出許多人讀不出的錯誤。1982年9月，在在接待南開區工人文化宮主辦的《南開文藝》的幾位編輯的時候，談了他讀書的習慣和方式，同時也寄寓著對青年文學愛好者們的期待：……現在一些青年人，一個是讀的太少，另一個是讀的不太仔細。我看書一般看的比較慢。差不多一字一句地看，連標點符號、錯字也不放過。有些青年人，甚至有些搞文學工作的人，看書看得快極了。最近有個朋友給我捎來一本舊小說，叫《續孽海花》。我每天晚上也許看上一回到兩回。精力也不行。但我看的比較仔細。它的錯字非常多。遇上錯字，我就考慮它應該是什麼字。這樣，印象就加深了。……①

同時，他希望青年人好好寫字。他常常發現：內容好的稿件，往往字也抄得工整；反之亦然。他說，字跡潦草，在考場上也是吃虧的。正好，《天津日報》《文藝》雙月刊的主持人鄒明（他也是從50年代起就在《天津日報》文藝版默默耕耘的一位受人尊敬的老編輯）剛從北京約來舒群的稿子，孫犁即以此為例，向來訪者們說：“舒群同志都七、八十歲了，可那個字就像小學五、六年級非常用功的學生，寫得清楚，一筆一劃，每個字都是這樣……寫字也能代表你是否認真地推敲了，嚴肅地思考了。”

他指導投稿者很具體，也很近人情：可以先在地方報刊投稿，這樣容易選用，得到鼓勵。投稿前，要經常閱讀一些報刊，看看它的內容、要求。投寄時，最好按郵局規章，寄到編輯部，下面用清楚字型註明姓名、地址，以便聯絡。發表後，特別是再經人一捧，容易飄飄然，這是人之常情。但需要剋制，人的弱點之一，就是經不起榮譽考驗，要當心壓沉自己。再不行，可以在自己桌上放部《魯迅全集》，拿它一比，不就顯得自己那點兒成績過於渺小和寒磣了嗎？初學寫作，最好寫自己熟悉的、有親身體會的事，要學寫短篇、一兩千字的文章，寫好後謄清，先請老師和周圍的人們看，修改滿意之後再投稿。要認真，不存僥倖心理。稿件倘被退回，也不要灰心，總結一下經驗教訓，會做得更好。其實，稿件被採用或被退還，都是正常的事，不要大驚小怪。稿件不用，固然有質量問題，但也不一定。這可能有多種情況：有時是不適合刊物當前要求，這叫沒趕上時候；有時是編輯一眼看高，一眼看低，這叫沒遇見伯樂，如果自己有信心，過些時候或另投他處，終歸會有出路。

他還告訴投稿者：在學校作文，可以模仿他人，也可以抄錄一些平日喜愛的語句。但從事創作，千萬不能犯抄襲毛病，否則，一經敗露，就會一蹶不振。他舉出30年代的穆時英，最初模仿日本的新流派，馬上走紅，拉稿者紛紛登門，他供不應求，從模仿淪為抄襲，經人在《現代》雜誌上揭出（他的一篇小說抄了日本某作家的《街景》），這顆“明星”再也放不出光來了。

總之，他對青年寫作者言傳身教，是很花了心思的。他這樣做，目的全在“培植一代正氣之花、磊落之樹的新苗”①，他說：“文壇正如舞臺，老一輩到時必然要退下去，新的一代要及時上演，要各扮角色，載歌載舞。”②他雖然在青年作者身上花了許多心血，傾注了深厚的感情，但他編刊物的時候，從不喜歡把作者叫到自己家裡來，以為幹這一行，只應有文字之交。例如和劉紹棠、從維熙等，雖然文壇盛傳他們是孫犁的“大弟子”（孫犁本人一直反對這樣稱呼），但至今見面為數寥寥。從維熙最初給《天津日報》文藝週刊投稿，有一次到報社來，孫犁只和他（還有幾個別的人）在會議室裡見了一面。1957年初春，孫犁在北京住院，從維熙和劉紹棠、房樹民買了一束鮮花去看他，結果沒能進去。80年代，孫犁重提此事，還眷念不已：……1957年春天，他們幾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