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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後，對那位老同志提出要求：“你告他不要看那種書，也不要帶他到荒墳野寺裡去轉游！”

孫犁不以為然：“其實，神經衰弱是人間世界的疾病，不是狐鬼世界的疾病。”

到了11月，天氣漸漸冷了，清晨黃昏，湖面上升騰著蒸氣似的白霧，水草也漸漸褪去那翠綠的生命的色彩。在紅十字醫院時，他不看報，也不聽廣播。這裡卻有高音喇叭，在湖邊散步，能聽到大張旗鼓地批判右派。有一天，他聽到了丁玲的名字。

過了陽曆年，他決定轉到青島去。在北京住的那天晚上，李之璉坐了小車來看他。李雖然沒有談什麼時事，但孫犁看出他的心情很沉重。不久，就聽說他也牽連到“右派”案件中去了。

大約在1958年1月，報社派了小何把他送到青島的療養院。

他住在正陽關路一幢綠色的樓房裡，為了安靜，他選擇了三樓一間孤零零的，雖然矮小一些，但光線很好的房子。

在療養院，他遇到了一些知名人士，如哲學教授、歷史學家、早期的政治活動家、文化局長、市委書記等等：“這些人來住療養院，多數並沒有什麼大病，有的卻多少帶有一點政治上的不如意。反右鬥爭已經進入高潮，有些新來的人，還帶著這方面的苦惱。”①某市文化局長，和孫犁見過一面，孫犁到該市遊覽時，曾為介紹住宿。原是精明能幹的人，現在精神沉鬱，煩躁不安，竟不認識孫犁了。新婚妻子是個年輕、漂亮的東北人，每天穿著耀眼的紅毛衣，陪他並肩坐在海邊上，從背後望去，該是多麼幸福、愉快的一對。但他終日不說一句話，誰去看他，他就瞪著眼睛問：“你說，我是右派嗎？”

沒有人能回答這問題。只有一位質樸、誠實的大夫，有一天和氣而肯定地說：“你不是右派，你是左派。”

病人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但這一保證沒有治好他的病。右派問題越來越重，他的病也日益嚴重。不久，在海邊上再也看不到那一對引人注目的背影了。

和孫犁比鄰而居的哲學教授，帶來一臺大型留聲機，每天在病房裡放貝多芬唱片。他熱情地把全樓的病友都叫來聽，只是有一件：誰也不能摸那留聲機。留聲機的蓋子上，貼有一張注意事項，每句話的後面，都掛著一個大驚歎號。這位教授寫起文章來，也是很愛用驚歎號的。

孫犁對西洋音樂，向不留意，每天應邀聽貝多芬，頗以為苦。不久，教授回北京，他才鬆了這口氣。

比起聽西洋音樂，他倒願意選擇黃鸝的鳴囀。他覺得這是一種天籟之音，對病中的他，尤感親切。在他樓下的那片楊樹林裡，他發現了兩隻黃鸝。每天清早，當聽到它們的第一聲啼叫，他就輕輕拉開窗簾，從樓上觀賞它們互相追逐、逗鬧的姿態。隨著兩團金黃｜色的羽毛的不停抖動，那一聲聲鳴囀，串鈴似地撕破了寧靜的空氣，報告著大地的甦醒。

他很願意這兩隻小生命和他永遠作伴。但有天早晨，他到楊樹林裡散步的時候，看見一位病友正在舉著獵槍向樹上瞄準，他趕緊問：

“打什麼鳥兒？”

“打黃鸝！”那位病友興致勃勃地說，“你看看我的槍法。”他幾乎扭頭閉眼。這時候，他不想欣賞那位病友的槍法，但願他打不準。他正瞄著，兩個乖巧的小精靈飛走了。乘此機會，他向那位病友進言：“不要射擊黃鸝，我很喜歡這種鳥兒。”

對方立刻答應了他的要求，沒有絲毫不平之氣：“養病麼，喜歡什麼就多看看，多聽聽。”

他非常感謝這位病友的高尚情誼。這位病友患的也是神經衰弱，他以為這是真誠的同病相憐：“他玩獵槍，也是為了養病，能在興頭上照顧旁人，這種品質不是很難得嗎？”①由此，他想起了另一件事：有一次，在海岸的長堤上，一個穿皮大衣戴皮帽的中年人，只是為了取悅身邊的女友，就開槍射死了一隻在天空迴翔的海鷗。海鷗像一塊黑色氈布似地摔落在海面上，被怒濤拍擊漂卷。獵物無法取得，女人請在海面上操作的海帶培養工人幫忙，工人們憤怒地掉轉船頭而去。這件事，給孫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可惜的是，那兩隻黃鸝沒有再來。從此，清早起來，樓下白楊蕭蕭，樓上形隻影單，寂寞相對，悵然了很長時間。直到夏天到來，他忙著到浴場游泳，才把這事漸漸淡忘。

在青島住著，因為不能讀書作文，不會彈琴跳舞，又不喜歡下棋打撲克，唯一的消遣和愛好，就是撿石子了。時間一長，收藏遂富，居然被病友目為專家，就連他低頭走路，也被看做是從事蒐羅工作養成的習慣——當然，這是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