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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楷和繪畫，我是望塵莫及的。她的作文，緊緊吻合著時代，以及我教課的思想和感情。有說不完的意思，她就寫很長的信，寄到我的學校，和我討論，要我解答。”①

事實上，丘位元的金箭已經悄悄地射中了這對青年人的心靈，因此，這種討論或解答是不會終結的。但是，還沒有等到他們之間的愛情開花結果，嚴霜就無情地打在他們身上了。

育德中學的校長，早年追隨過孫中山先生，後來據說成了國家主義派，專門辦教育了。這位校長道貌岸然，長年身著袍褂，很少和人談笑。他住在學校第二層院的正房裡，常常在小小的庭院裡散步，而且僅限於自己門前那塊地方。1927年以後，在週會上能聽到他的清楚簡短的講話。此外，他就沒有給人留下更多的印象。在這樣一位校長的統轄下，學校難免不有較重的道學氣。

與校長相映成趣的，是西裝革履、一臉殺氣的訓育主任。據說他當過連長，走起路來，眼睛平直前望，邁出的步子，慢而造作，活像仙鶴。這樣的人，卻擺出師道尊嚴的模樣，左規右矩，彷彿連走路都要給學生樹立楷模。他的辦公室，設在學生出入必須經過的走廊裡，他坐在辦公桌旁，就可以對出入校門的人一覽無餘。他覺得這還不夠，那必經之地的走廊，便成了他經常來回踱步——自然是作仙鶴狀——的地方。這樣的校長和訓育主任，正好相互填補起對方的“造化”之缺，由他們共同張起的網，足夠對付那些涉世不深的少男少女了。訓育主任辦公室的對面，就是學生的信架，“每天下午課後，學生們到這裡來，看有沒有自己的信件。有一天，訓育主任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用簡短客氣的話語，免去了我在平校的教職。顯然是王淑的信出了毛病。”①從此，孫犁不能再到平校上課了，但是，他和他的學生，另有一道訓育主任無法掐斷的熱線。平校和孫犁讀書的大樓，隔著一個操場，每當課間，王淑總是拉上一個同學，站在她們教室的臺階上，凝目北視，而這時孫犁也總是憑欄南向：我的講室，在面對操場的那座二層樓上。每次課間休息，我們都到走廊上，看操場上的學生們玩球。平校的小小院落，看得很清楚。隨著下課鈴響，我看見王淑站在她的課堂門前的臺階上，用憂鬱的、大膽的、厚意深情的目光，投向我們的大樓之上。如果是下午，陽光直射在她的身上。她不顧同學們從她的身邊跑進跑出，直到上課的鈴聲響完，她才最後一個轉身進入教室。①王淑住在保定城內白衣庵巷的一個大雜院裡，家裡只有一個寡居的母親，日子過得很艱難。孫犁後來才知道，這樣的家境應該劃入城市貧民。不知她的祖上是否闊氣過，像她家那樣的城市貧民，總要照顧一下生活的體面。因此，王淑在家也許吃不飽，但出門時，還是有一件能夠展示她的少女丰姿的像樣的衣服。如果是冬天，還有一條寬大漂亮的毛線圍巾，披在她的小巧、渾圓的肩上。不只是王淑，這在那時任何一個像她這樣家境的女孩子，都會採取的一種生活方式。

因為眼病，王淑後來住進了外國人開辦的思羅醫院，這時孫犁才又知道，她家原來是教民。童年時和他一起挖野菜的盼兒及其一家入教的事，給他留下的印象尚深，他當然明白，王淑家裡入教，也是為了得到生活上的救濟。他到醫院去看望了她：

……她用紗布包裹著雙眼，像捉迷藏一樣。她母親看見我，就到外邊買東西去了。在那間小房子裡，王淑對我說了情意深長的話。醫院的人來叫她去換藥，我也告辭，她走到醫院大樓的門口，回過身來，背靠著牆，向我的方位站了一會。①這是我們知道的他們最後一次的“會面”。王淑蒙著雙眼，並看不見他；但當告別時，她那背靠著牆向來客的方位佇立的姿態，一定給孫犁留下了“望眼欲穿”的印象吧？故事還沒有完，還有剪不斷的情思，這些就都變成了信：我每星期總要給她寫一封信，用的都是時興的粉色布紋紙信封。我的信寫得都很長，不知道從哪裡來的那麼多熱情的話。她家生活很困難，我有時還在信裡給她附一些寄回信的郵票。但她常常接不到我寄給她的信，卻常常聽到郵遞員對她說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話。我並不瞭解她的家庭，我曾幾次在那個大雜院的門口徘徊，終於沒有進去。我也曾到郵政局的無法投遞的信櫃裡去尋找，也見不到失落的信件。我估計一定是郵遞員搞的鬼。我忘記我給她寫了多少封信，信裡盡傾訴了什麼感情。她也不會儲存這些信。至於她的命運，她的生存，已經過去五十年，就更難推測了。①“九·一八”事變後，大敵當前，國運危殆，憂國憂民的青年男女們，自己也前程未卜，命途多舛。所以，這場戀愛便只釀成了一個無花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