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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領土當然還得中國人來居住。

世事變化多快呀。

為瑪拉送行的人，大都是她教過的學生。

這支送行的“隊伍”顯得朝氣蓬勃，像一群歡樂的小鳥。

學生們一直把瑪拉老師送到涅克拉索夫大街的盡頭，在那兒，瑪拉上了一輛蘇式吉普車。

那是本國的領事館專門派來接她的車。她得先到領事館住一天，然後再乘國際列車回國。

吉普車裡坐著一個年輕英俊的俄國男人。學生們知道，這個人曾多次來過哈爾濱，代表領事館給他們講過話。現在，他是瑪拉的未婚夫了。

臨上吉普車的時候，瑪拉回頭深情地、眷戀地看了一眼流亡地，她發現在涅克拉索夫大街上，那個風度翩翩的英國紳士正拄著手杖站在那裡，充滿深情地看著她，一度向她揮手告別，隨後就不見了。

瑪拉知道自己的眼前出現了幻覺。她長長嘆了一口氣，上了車，吉普車就開走了。

猶太流亡者社群在冬雨中悄悄地發生了變化。

歲月總是這樣的。

再見。

。。

猶太人的建築風情

1939年以前，哈爾濱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一直保持著經常性聯絡，《猶太生活》記者不斷從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發回報道，哈爾濱猶太商店經常出售來自巴勒斯坦的食品——橄欖、蜜棗、復活節的伏特加和水果飲料。巴勒斯坦各地區土地在哈爾濱也大量地出售給猶太人。

——摘自《哈爾濱猶太復活主義活動》，以色

列…中國友好協會會長特迪？考夫曼

大規模移民從哈爾濱開始了。哈爾濱移民使用了多種交通工具：首先坐四十八小時的火車到天津，然後換乘一艘經改裝用於運載難民的丹麥貨船“亨利克？傑森”，經五天航行後到達香港，並最終透過三十六小時航行，到達終點以色列羅德機場。這種長途跋涉的旅行方式多次使用過。在1949年12月，特迪？考夫曼踏上以色列的土地，之後，我與我的父母和兩個祖母在1950年4月也完成了同樣的旅程。那一年，我十二歲。

1964年，哈爾濱最後一個猶太人漢娜？阿格列太太因年事已高在家中病逝。

——摘自《從中國到以色列》，以色列…中國友好協會和

以色列原居中國猶太人協會副會長約西？克磊

難忘的俄式單體式民宅（1）

哈爾濱的民宅，在中國的民宅系列當中似乎屬於另類，它們好像一直不在我國建築家和民俗家的視野當中。我記得郵電部曾經出版過一套紀念郵票，主題內容是“中國民居”，裡面有白牆黑瓦的江南民居，有青磚壘就的北京四合院，也有木板構制的土家族吊角樓等等，這其中還包括那些有特點、有品味、有雕樑、又有廊柱的江南大宅，蒙古包和竹樓等等。在這些林林總總的中國民宅中，唯獨沒有哈爾濱的民宅。為什麼呢？我完全被搞糊塗了。

看來，我有必要簡單地介紹一下哈爾濱的民宅，希望能引起有關專家的注意，爭取早日躋身於“中國民宅系列”當中。

哈爾濱的民宅，隨著中東鐵路建設的完成，俄籍的猶太僑民大批湧入，使得哈爾濱一下子出現了大量的、引人注目的、當地人稱之為“鐵路房”的俄式單體住宅，也稱“俄羅斯式農舍建築”。這種磚木結構的俄式單體住宅，通常是磚砌牆、板加泥牆、毛石外砌牆和那種夾鋸沫子的雙面抹灰牆，單層、木房架、紅瓦房頂或鐵皮房蓋，外立面大都粉刷成米黃色。我曾稱哈爾濱是一座“米黃色的城市”。這種房子之所以採用暖色調的米黃色牆面，顯然與寒冷有關。

這種單體式平房的房蓋有相當一部分由瓦稜鐵、洋鐵取代了當地古老的鴛鴦青瓦。所以，每當下起雨來的時候，雨點敲擊在無數個洋鐵房蓋上，發出了叮叮噹噹的聲音，形成了這座城市獨有的美妙音樂。這種城市獨有的“記憶中的自然音樂”，常讓那些流亡的猶太人、海外遊子、客居異鄉的老哈爾濱人夜夢難全，淚溼衣衫。

當年，這種磚木結構的俄式民宅，大都分佈在南崗馬家溝河的沿岸、道里松花江兩岸、江北太陽島一帶，這種有選擇的分佈，使得哈爾濱的整座城市平添了一種異域風情。

這些農舍式的單體住宅和建築小品，造型非常別緻，情調親切浪漫，色彩明快豔麗。而且，每一幢民宅的外部均有玻璃涼亭、花廳、雨塔、門斗、雕花門窗、簷板、短柵欄，以及各種果樹等等，形成了哈爾濱這座城市獨特的民宅景觀。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