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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民主化以後，車臣地區烽火連綿。南斯拉夫民主化以後，各種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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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讓人眼花繚亂。蒲隆地

1993年剛實現第一次和平選舉，第二年就發生了圖西族和胡圖族

的種族仇殺。施奈德承認，正如許多國際關係學者指出的，“成熟的民主國家”之間沒有發生

過戰爭，但是，

“轉型過程中的民主化國家”卻是滋生暴力衝突的溫床。在他看來，90年代

之後激增的種族民族衝突恰恰是民主化本身的結果：為了贏得選票，無數政客不惜煽動本來

不存在或者較微弱的種族仇恨。換句話說，民主化“製造”了派系衝突。

說種族民族衝突完全是“民主化程序”製造的，當然不公平，事實上，專制者同樣會“製造”

種族宗教矛盾。比如蒲隆地，在民主化之前兩個種族本來就相互砍殺。但是，說民主化需要

一定的社會條件，卻不無道理。如果說民主化的“西方文化條件”已經在現實面前不攻自

破――畢竟，不少儒教文化國家已經成功地實現了民主轉型。民主化的經濟條件也令人生

疑――美國從英國殖民者手裡奪得政權實行雛形的選舉時，人均

GDP恐怕比現在許多專制

國家要低得多。但是，民主化的“國家認同條件”卻一次次地得到歷史地印證：一個社會里如

果沒有基本一致的“國家認同”，民主化不但可能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可能帶來很多新問題。

如果說專制時代還可能一個

“大流氓”鎮住無數“小流氓”，民主化過程中則有可能出現“群氓

亂舞”。

這當然不是說，一個多民族專制國家就別指望民主化了，事實上，即使根據施奈德的統計，

和平實現民主化的多種族國家比血流成河地渡到民主的國家要更多。但是伊拉克這樣的例子

又的確告訴我們，在一個種族裂痕很深的社會，民主化有一個“社會準備”的問題：如果沒有

強大的公共領域在意識形態上與政治煽動家相抗衡，如果沒有一定的民權運動作為民主化的

基礎，如果沒有種族調和甚至同化的政策相配合，民主化很可能被煽動成多數對少數的暴政

甚至內戰。畢竟，真正的民主化，不僅僅是政治體制的變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社會形態的

轉型。在崇揚民主價值的同時，對民主化程序中的陷阱保持警覺，才是真正的“民主現實主

義”。今天伊拉克的亂象，恰恰是“民主理想主義”的後果。俗話說得好，強扭的瓜不甜，就

是給人灌藥，也不能把人給灌得一命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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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貴不貴

花數十億美元買來民眾對民主制度的信心、對自己國家的責任，物有所值

隨著兩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落幕，美國總統大選進入了白熱化階段。每次到這個時候，總

有一個聲音冒出來：選舉太貴了，花太多錢了，就是個有錢人的遊戲而已。

美國總統選舉的確貴。1996年總統大選花了

4。8億美元，2000年

6。5億，2004年

則超過

10億美元，呈直線上升的趨勢。今年大選，到

7月底花費就已經超過

10億了，這

個無底洞還在延伸之中。這樣砸錢到底多不多呢？看你從哪個角度看了。一方面，若是把選

舉款換成“孩子們的書本”，那得換多少本啊。但

10億美元佔

2004年美國

GDP的十萬

分之八，用來決定這個國家發展的方向，似乎又不算太多。

一個朋友跟我聊起過：“美國的民主最虛偽了，我們這有個有錢人，選舉時給當地官員

捐了很多錢，官員上臺後處處給他好處……”我說：“這種情況可能有，但肯定是非法的，

從法律上來說，美國的選舉中一個人每次選舉給一個候選人最多隻能捐

2000美元，這點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