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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已如前面的分析。果如所言，則袁世凱亦為替人受過，只是受過的代價很不小，袁世凱應無所憾。

其次，光緒恨的是榮祿。兩宮一起召見大臣時，光緒幾乎從不理榮祿。但榮祿卻常存補過之心。廢立一事，論者多歸功於張季直為劉坤一所草一疏，其中警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筆力足以迴天。其實若無榮祿在朝中主持，彼此取得內外相維的默契，劉坤一不敢貿然上折，即上亦未見得能發生有力的效果。主張廢立者，實以“蒙古狀元”崇綺為首，而徐桐力贊。崇綺自其女嘉順皇后殉帝，閒廢二十年，希望以此媚禧而得復起；徐桐則以不通的翰林，自以為衛道的重任，實在是兩為帝師，聲光權勢先不逮李鴻藻，後不及翁同，此心不甘，想將大阿哥溥儀炮製成一個如同治之親李、光緒之暱翁，可以由他擺佈的皇帝。說起來都是私心。

光緒之倒楣，在於榮祿、袁世凱、崇綺、徐桐，還有康有為，都拿他當作反面的政治資本，好比一張“人頭支票”，可藉以詐欺搪債。所不同者，榮、袁、崇、徐，人盡皆知其為後黨。而康有為則打著保皇的鮮明旗幟。而最諷刺者，則後黨與保皇黨，都誣賴光緒想以武裝奪母之權。北方謂某人害慘了某人，輒謂之“送了他的忤逆”。榮祿與康有為都送了光緒的忤逆，而光緒實非忤逆。康有為不特不為之辯，且推波助瀾，證成其事。其肉安足食乎？

康有為拿光緒這張“人頭支票”行騙的手法是搞勤王。勤王要人要錢，故必須號召忠義之士，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梁啟超改譚嗣同的詩、改林旭的詩，都是為了這個目的。

梁啟超改林旭之詩，不如改譚嗣同之詩之甚。但小動手腳，意思卻大有出入。先說第一句：青蒲飲泣知何補（原作）

伏蒲泣血知何用（改作）

按：青蒲之典已如前述。惟其用青蒲，才可以表明是近臣造膝密陳。今以林旭受光緒特達之知，凡有諫奏，只要辦得到，無不嘉納，根本無須泣諫，更不會無補於事。然則近臣密陳，“青蒲飲泣”的物件，既非皇帝，必是太后。

今改為“伏蒲泣血”，不過大廷苦諫，是一般忠烈的言官之所為，並不能表現林旭的近臣的身份，更不能顯示泣諫的物件為太后。“泣血”亦不典，或者由評丁卯的詩：“卻賴漢庭多烈士，至今猶自伏蒲論”而來，以“泣血”之泣來強調“烈士”之烈。

這句詩中，梁啟超用意最深的是改掉“青”字，抹煞“青蒲”即所以隱瞞林旭曾有向慈禧力諫之意。因為這表現了林旭調和兩宮的本心，變成妥協主義。而梁啟超要表現勢不兩立的戰鬥精神，當然要隱藏林旭的真心本意。末一字改“補”為“用”，亦所以表現並無商酌的餘地。

再談第二句：慷慨難酬國士恩（原作）

慷慨何曾報主恩（改作）

原作及改作酬報深恩的物件，雖皆為光緒，但報恩的原因大不相同。這一點於林旭的原意，頗有出入。就詩論詩，是點金成鐵；就事論事，是抹煞作者的心跡。僅就前者而言，梁啟超已經愧對故友了。

按：林旭的原意是“國士待我，國士報之”，報恩是因為光緒以國士相待，並非由於光緒是皇帝的緣故。作詩講究貼切，切人切時切地切事，不獨移用不到他人身上，即為其人，亦移用不到他時他地他事。此即是宋詩精髓。

照梁啟超一改，則是一般化了，凡為臣子，無不可用。化特殊為一般，恰就是梁啟超改詩的用意，以君臣大義立論，則人人當奮起勤王，黃彰健：《戊戌政變記》記林旭此詩頭兩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其言“報主恩”，與梁撰《譚嗣同傳》“酬聖主”語氣相同。恐系梁有意竄改。

我完全同意這個說法，所謂“酬聖主”之語見梁啟超所撰《譚嗣同傳》：（八月）初六日，變遂發。時餘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劃，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餘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為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餘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餘相見，勸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詞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捕。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