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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經得住這個考驗。

為什麼說這種考驗是前所未有的？這種考驗是什麼？是在槍口和屠刀下的視死如歸嗎？是面對邪惡勢力剛直不阿的敢於鬥爭嗎？是面對資產階級糖衣炮彈進攻，不為所累、保持晚節嗎？都不是。這些考驗對於那一代曾出生入死的老幹部來說，都沒有問題。

這種考驗的前所未有就在於：黨的領袖的決策嚴重失誤與一些野心家利用這種失誤來搞陰謀交織在一起。

階級鬥爭之弦越繃越緊的領袖毛澤東，認定“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混進”了大批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於是決意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揪出和批判這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來反修防修，保證社會主義江山不變顏色。

林彪、江青一夥利用毛澤東的決策失誤，打著“揪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旗號，操縱紅衛兵和造反派迫害、打殺所有與他們不相為謀的老幹部，以便他們篡奪黨和國家更多的權力。

而恰恰是廣大的老幹部對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有點難以理解和想通，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都有牴觸情緒。這種情緒正是林彪、江青一夥為打擊迫害老幹部所要找的藉口。

因此，無論從鬥爭環境還是從鬥爭物件來看，都註定了這是一場老一輩革命家們過去所從未經歷過的特殊鬥爭。

從鬥爭物件看，鬥爭物件是一群罩著革命的光環、盤踞在黨內高層、騙取了毛澤東的信任、在黨內軍內握有重權、一時不容易被揭露的野心家和陰謀家。

鬥爭的環境是，黨的領袖的決策嚴重失誤與一些野心家利用這種失誤來搞陰謀交織在一起。周恩來和老一輩革命家腳下踩著的是佈滿了若即若離的“連環雷”雷場。對林彪、江青一夥的行動，不單純是針對他們，如果不審時度勢，掌握火候，就有可能觸及到毛澤東。

面對這樣的鬥爭物件和鬥爭環境，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過去在你死我活的敵我衝殺中練就出來的一身是膽、視死如歸的革命素質，在這場史無前例的風暴中顯得是那麼地無所適從。

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剛直不阿，拍案而起，抨擊和抵制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和極左做法，往往被他們扣上反對毛主席、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輕則被罷官免職、受批挨鬥，重則被迫害致死，其結局往往是悲劇性的。

自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已經有許多老幹部紛紛落馬。進入1967年以來，打擊老幹部之風更是來勢洶洶。元旦剛過，一些造反派就圍堵在中南海的幾個門前，鬧著要揪國務院的幾位副總理。1月8日，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委閻紅彥上將不堪陳伯達、江青等的迫害，自殺身亡。

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僅僅在於個人的榮辱安危，還在於如果一旦老幹部都被打倒失去了發言權，黨和國家的權力將更多地落入陰謀家和野心家的手中，黨的命運、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安危令人堪憂。

陳毅帶頭作檢查（2）

周恩來看在眼裡，急在心裡。老幹部打倒得越多，越對林彪、江青一夥有利。

林彪、江青一夥越是倒行逆施，越是激起老幹部拍案而起，他們藉機可以打倒更多的老幹部，其結果是他們可以更加肆無忌憚地恣意橫行。這形成了一個惡性迴圈。

在這樣一座特殊的煉獄中，勝利者只能是屬於這樣的人：首先，要有能看得清當時的鬥爭形勢和環境的政治眼光；其次，要有能夠適應這種鬥爭環境和鬥爭物件的性格涵養和鬥爭膽略。二者缺一不可。

硬抗、硬頂、硬拼，對黨和國家不利。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該讓步的還是要讓步，該轉彎的還是要轉彎，不能計較一時一地的個人榮辱與委屈，不能爭一時之勝敗。

周恩來之所以先找陳毅談，要他帶頭作檢查，是因為“文化大革命”以來，陳毅在一系列公眾場合的講話中公開批評了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一夥操縱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所作所為，被造反派揪住不放，處境危險。

當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逐漸顯露出其危害性和災難性後，周恩來和陳毅在不理解中表現出兩種不同的態度和鬥爭方法。周恩來是憂心忡忡地考慮如何把這場“洪水”納入河道，正像一位外國作家所描述的：“周恩來像個絕妙的騎手，試圖騎在一匹脫韁的馬背上並最終制服它。”因而，他所採用的鬥爭方法更多的是韌性的陰柔、迂迴。而生性剛烈豪爽的陳毅卻難以抑制住感情的閘門，對林彪、江青一夥的所作所為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錯誤的做法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