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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一方面組織在南洋、美國的僑界募捐，另一方面依然力圖從日本財團和政府手裡獲得援助，他曾對日本財界*澀澤榮說：“我們這些同志，準備臥薪嚐膽，如果軍費籌集能獲解決，則圖再組織討袁軍隊。”並希望澀澤榮說服日本政府，尤其是陸海軍省，對此行動給以援助。同時，他又致函日本內閣首相大隈重信，要求日本政府支援中國革命，以“救東亞危局”。革命經費從國外籌集，爭取外國政府援助，無可厚非，求得別人的援助自然要給予人家一定補償，也再正常不過，但決不能答應諸如“將滿洲委之於日本”這樣的賣國條款。

孫中山“聯日討袁”的做法，使他獲得了一部分政界人士的支援，同時也使日本政府對其活動採取了寬容的態度，畢竟因為日本在龍口登陸與德作戰的問題上，中國政府正在與日本據理力爭，此時曾經的臨時大總統站在自己一邊，確實不是一件壞事。

中華革命黨在不長的時間裡，已經發展到五十多個支部，近萬黨員，大部分在國外，大都是些精英分子，有知識、有闖勁、有理想、肯獻身，他們在國外的一切努力，只不過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國去當反政府的亂黨，如被抓住則性命不保，可為了他們理想中的國富民強，他們無怨無悔。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中華革命黨和國內普通百姓接觸很少，他們的主張根本不為普通百姓所知，當然就無法讓百姓所理解，更不可能讓百姓所接受，在沒有群眾基礎，沒有廣大群眾支援的情況下，孫中山在１９１４年６月至１９１５年１２月，一年半的時間裡，在湖南、江蘇、廣東、江西、上海等省市先後發動大小武裝起義四十多次，平均一個月兩次多，死傷甚巨，無一成功。筆者認為這絕對是不顧條件的軍事冒險，是拿革命青年的性命當賭注，做著成功機率微乎其微的賭博。

就在這當兒，袁世凱復闢了，前文咱們說過，這老頭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這麼折騰了沒三個月，就完蛋了，孫中山的革命黨大都在國外，反應慢了點，袁世凱倒臺的又太快，以至於以“倒袁”為己任的中華革命黨竟然在轟轟烈烈的“護國運動”中無所作為。待到袁世凱一死，中華革命黨似乎一下找不到革命方向了，袁世凱也死了，黎元洪也就任了，民國又共和了，你革命黨還準備革誰的命啊，於是在1916年7月，中華革命黨宣告停止一切黨務。

從派系根源來說，同盟會的孫中與南洋軍官黎元洪自然不屬於一派，但武昌起義後，孫中山與黎元洪同屬南方革命黨陣營，和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陣營涇渭分明，而且黎元洪這個人對於共和還是十分推崇的，這點上，孫中山對其沒有意見，因此當黎元洪繼任總統，延續共和體制後，孫中山停止中華革命黨的活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於是孫中山回到上海，同時將革命黨總部也遷了回來，如果之後不再發生什麼大事，也許孫中山真的會退出政壇，就象當初卸任臨時大總統時一樣，去做他的實業救國之夢。可是，深處亂世，尋一方可以安睡的床都不容易，做夢就更別想了。1917年7月1日，張勳復辟，嘁了咔嚓解散國會，遣散議員，孫中山義不容辭的再舉義旗，3日就聯合在滬的陸海軍商量，咱們組成討逆軍，收拾張勳去，這次孫先生的行動比之護國時要快的多，可不爭氣的張勳倒的速度比袁世凱快了8倍，打倒張勳，人家段祺瑞給包辦了，起了個名叫“三造共和”，“一造”是逼清帝退位，“二造”是逼袁世凱退位，孫先生又沒趕上。

這“護國運動”以及之後的反對張勳復辟的運動，雖然將某些人的帝制夢想徹底擊碎，但同時也使原來相對穩固的軍政體系發生動搖，中央政府原來賴以維穩的北洋軍出現了以代總統馮國璋為首的直系、以總理段祺瑞為首的皖系，以北洋新銳張作霖為首的奉系各自擁兵自重的局面，另外閻錫山的晉系也有了充分的發展，中央政府對各地軍政勢力的約束能力越來越弱，護國戰爭中雲南滇軍和廣西桂軍異軍突起，借討袁之名迅速擴大自己的勢力，經過一番混戰，以唐繼堯為首的滇軍實際控制了雲南、貴州和四川，以陸榮廷為首的桂軍在擠跑了粵督龍濟光後，實際控制了兩廣，並將觸角直抵湖南。按理說，你們宣佈獨立，起兵反袁，袁取消帝制了，你們覺的不過癮，那他都死了，共和政體也恢復了，你們總該收手吧，可在黎元洪就任總統後，實際上對南方各省根本無法實現實際的管轄。

段祺瑞重新上臺後，並未去恢復被張勳解散的國會，並廢棄《臨時約法》，“府院之爭”的時候就想把這些個勞什子幹掉了，張勳老兒既然已經替我辦了，我沒有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