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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製了一套游擊戰方略，就是我們常說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其實這套東西也並非朱德的發明，而是他總結的當年在滇軍剿匪時土匪的戰法，用到現在的紅軍身上再合適不過了，井岡山上就傳開了，說咱們這來了個會打仗的。

在朱德主抓軍事的同時，毛澤東的政治駕馭能力也得到了發揮，此時的他已經有了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工農政權的構想，他認為之前的四次起義，風風火火而起卻又迅速失敗的原因——地處交通要道，根本無法抵禦敵人的強勢進攻，並且認為上上下下“左”的厲害，急功冒進，蘇聯先佔領中心城市的做法在中國根本是行不通的，我們應該“農村包圍城市”。接著落實三灣改編的條款，頒佈“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前身），建立蘇維埃政權，繼續打土豪、分田地，大力宣傳自己，告訴廣大窮苦百姓，紅軍是實打實為你們打仗的。

“南昌”、“秋收”、“廣州”、“湘南”，不到半年時間裡，*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起義，我認為這其*產國際和*自己的“左”傾是很明顯的，把之前革命失敗的原因統統歸結為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本身就是推卸責任，接著把推卸責任的託詞當真，以“左”為榮，就非常可笑了，首先就是準備不足，太著急了，以至於起義之後該幹什麼怎麼幹都沒想好，其次對形勢估計錯誤，以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廣大百姓就會風起而隨，三是各級黨委的教條主義，盲目堅持所謂的革命原則和革命精神，徒增損失。其結果是，把手裡本就不多的牌一股腦的扔了出去，本來“分共”，“清共”後，*還只是國民黨的不同政見者，國民黨左派們對*的遭遇還寄予一定的同情，這麼一搞，直接就統一了國民黨的內部分歧，從此在*嘴裡，國民黨不再分什麼左右派了，統稱為反動派，在國民黨嘴裡，共產黨更是成了“赤匪”，如果不是毛澤東、朱德的臨陣“變節”，引兵逃跑，也許這麼多人生命換回的就是聽個響。

當然，我們還要看到一個現象，那時沒有網路、簡訊、電視，就憑為數不多的*黨員走家串戶的宣傳，竟然有那麼老百姓參與進來，這發動群眾怎麼會這麼容易啊？從清末的不斷對外賠款，到民初的軍閥混戰，都是需要錢的，錢從哪來，橫徵暴斂唄，老百姓，特別是農村的農民有太多赤貧者，加上法制混亂，有錢人為富不仁、欺壓百姓的事時常發生，使得百姓的仇富情緒高漲，*主義是什麼玩意兒他們估計是聽不明白，但“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財”大家還是贊成的。“四一二”之前，在農村搞土地革命是合法的，在“四一二”之後“七一五”之前，在武漢政府的勢力範圍內，這麼幹也是可以的，可以合法的分錢，大家當然高興了。可這沒高興幾天，土地革命不合法了，分的土地分的錢都要還回去了，這哪行啊，於是農民們很容易就被調動起來保衛自己的勝利果實。只不過這時候的農軍是因利而動，而並非有什麼堅定的信仰，當發現維護這既得利益，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時，自然會有很多人馬上放下武器，老老實實回家拿起鋤頭。這也就是為什麼發動很容易，堅持卻很難的原因。

再說國民政府這邊，汪精衛接受蔣介石的要求赴上海洽商，可就在這時“廣州起義”爆發了，這下國民黨內原來反對汪精衛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若不是你的放縱與妥協，何至於廣州遭此塗炭啊，更有甚者說汪精衛就是共產主義分子，一通劈頭蓋臉，弄的汪精衛百口莫辯，後來雖然查清“廣州起義”和汪精衛沒有什麼關係，但那地方是你管轄的，出了這麼大事，你總得負責吧，於是汪精衛老老實實的發表了隱退政界的宣告，帶著陳璧君去了法國。

汪精衛走了，那個制約汪精衛的特委會也解散了，1928年1月4日，蔣介石南京復職，2月2日，久拖不決的二屆四中全會終於開了，會上決議取消“三大政策”，因反對“三大政策”而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律*，持續了半年的國民黨內部紛爭暫告一段落。這次，蔣介石只作軍事委員會主席，而把一把手的國民政府主席讓譚廷楷當了，蔣介石還提議在廣州、武漢、開封和太原弄四個政治分會，分會主席由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擔任，咱們相互監督，做*政治。

4月，統一全黨的蔣介石宣佈重新北伐，在蔣、馮、閻、桂四大集團軍的協力攻擊下，奉軍全線崩潰，6月8日攻陷北京，張作霖逃往東北。蔣介石在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人的陪同下，到了西山碧雲寺拜謁了孫中山靈位，告訴他，你的願望實現了，北伐成功了。

1928年6月4日晨5時許，當張作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