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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研究方面的流言蜚語在克勞斯的實驗室裡自會很快結束。把流言變成現實(或者讓它銷聲匿跡)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克勞斯的午餐研討會上陳述自己的結論。“艾西,”克勞斯打來了電話,“有傳言說你現在正在涉獵一種新的腫瘤生成理論。”
“我恐怕不會說是涉獵,”康託回答說,“我對此是很認真嚴肅的,雖然它還只是一種假設。”說起來,康託的想法相當簡單明瞭。在他看來,導致腫瘤生成的罪魁禍首必定是一種蛋白質。這種蛋白質必須穿過一個乃至幾個細胞膜,才能進入細胞裡面破壞搗亂。而除了一種罕見的例外情況外,所有這些細胞膜都只允許在一個方向上發生易位。在康託看來,這就是關鍵所在:如果一種可能是由突變引起的化學變化允許致癌物質雙向進入正常細胞,會出現什麼情況呢?只要有一個入侵者,它就會衝破障礙進入一個細胞,使其產生癌變,然後又會從這個細胞裡出來,再進入下一個細胞,然後又是下一個……負責細胞膜單向運輸蛋白質訊號的結構片段始終位於蛋白質的“遊離氨基”端附近。在已知構成蛋白質分子的20種氨基酸中,只有一種氨基酸——精氨酸,有三組這樣的“遊離氨基”,它們附著在一個碳原子上。康託的關鍵假設是,引起蛋白質精氨酸成分變化的突變,會導致蛋白質的雙向運輸通道突然開啟。
“是嗎?你有辦法檢驗這種理論嗎?”克勞斯立即把手指戳在了他的軟肋上。康託還沒有做任何試驗來證明其假說的正確性。一種沒有證據的假說,有時候比毫無用處更糟——它甚至可能是危險的。你可能會把此後的精力全部用來驗證它,結果卻只是徒勞。
康託很不情願地勉強承認說:“沒有,我還沒有想好如何證實這一想法。我正在研究。”
“既然你正在研究,為什麼不到我們這裡來講講你那嚴肅的假想呢?”電話裡可以清楚地聽見克勞斯在竊笑。“沒準我們可以幫助你解決實驗中所遇到的問題。”
當人們被克勞斯請去在每週都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上做演講時,他們向來是有邀必往。三個星期之後的這天,康託就在劍橋撞傷了膝蓋。翌日早晨,他坐在“白蘭地酒餐館”裡吃早餐,一邊在翻閱他的筆記。原先,他還有點擔心自己的假設能否經得住克勞斯那聲名狼藉的批評——那個人即使對朋友也絲毫不留情面。但經過今天早晨在盥洗室裡的頭腦風暴之後,康託感到無比自信。他不準備對克勞斯或者哈佛的其他人提及他的頓悟,介紹那個將把假設變成無懈可擊的事實的實驗。那得等到實驗完成之後再說。他深信實驗一定會成功。憑自己的直覺,他感到它構思得實在太完美了,不可能不成功。
克勞斯的王國是波士頓的哈佛大學醫學院。康託決定在劍橋市過夜而不去波士頓,他想去哈佛廣場另外一側的化學系看看。他很難得去化學系。哈佛廣場猶如學院裡的界河,將哈佛大學的幾個學院分隔開來。學院裡,學科相近的學者們有時候一起工作多年,只是偶爾放下在他們與鄰近學院之間的吊橋。康託年近六十,是位蜚聲國際的細胞生物學家。然而,很少有人還記得他是有機化學博士,以及他是如何轉型成為生物學家的。他的博士後研究是在國家衛生研究院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蹤技術檢測一種新的鎮定劑,決定它能否應用在實驗動物身上。不久,他就轉而研究細胞組織勻漿裡的隔離酶,這與他在研究生院裡學的合成化學簡直相差十萬八千里。在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他被當時處於萌芽狀態的細胞生物學深深地吸引了,從此與化學分道揚鑣,再也沒有回頭。他曾自豪地把這個主要靠自學成功的轉變稱作是專業變形。一位有機化學家的視角——無論是理論家還是實驗家,都主要集中在分子上。與此相反,生物學家看的是整個系統:一個細胞、一片樹葉或者一棵樹。康託早期的化學經驗,對他逐步成為細胞生物學家貢獻極大。
第2節 更好的安排
他去哈佛化學系的初衷,是對他研究生時的老朋友康拉德…布洛克(KonradBloch)進行禮節性的拜訪。然而,在審視了他幾個小時前獲得的靈感以後,他改變了上午的安排。布洛克透過確定人體膽固醇所含的27個碳原子的來源,闡明瞭人體合成膽固醇的方法,1964年,他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
最近,布洛克一直在研究一種用磷脂膜封閉的人造泡囊的形成,它與自然細胞裡發現的非常相像。布洛克的方法對於研究活細胞如何讓某些分子進入而不會反向彌散出來的實驗至關重要,康託正準備利用這種技術來檢驗他的假說的正確性。布洛克和其他人已經利用這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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