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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漢人及其祖先對純血血脈的重視還表現在詞彙上，正因為重視血脈，漢語中才會有“背宗忘祖”、“數典忘宗”之類的詞彙，並且罵人的話中，“野種”、“雜種”等才屬於最難聽汙穢的詞彙。

但是，諸夏和後繼的漢人一慣強勢先進，使得這種血脈認同就不像文化認同那般需要強調了，這導致了文化認同提得好像比血脈認同多——因為沒有必要。

當然，文化認同的強調超過血脈認同，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儒家學說的上位。

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學說確立了正統地位，這種學說說不上不好，相反，在古代而言，是相當出色的學問，尤其是大一統思想。奠定了中國的大一統傳統。

可是，儒家學說中有一個思想，名曰“大同”。

這個思想本質上是好的，可問題在於，太過超前，可以看做是古代的“多元文化政策”一類存在，也正是這個思想，將漢族逐漸忽悠瘸了。

隨著儒家學問的僵化，儒臣從古儒逐漸變成了對統治者妥協的犬儒、腐儒，尤其是異族入侵後。腐儒、犬儒對異族統治者的投降，在異族統治者的支援下，這些可以冠之以“漢奸”之名的儒家敗類學者就根據儒家“大同”的夢想編織出了一籮筐的謊言，為他們的異族主子正名，以顯示異族統治漢族的正當性——換句話說，這幫龜孫不僅自己當奴才，還要忽悠所有漢人一起當奴才。

可悲的是，因為時代的限制，以及儒家學說在中國大地上處於正統地位太久。這些漢奸又得到了異族統治者支援，反對者又統統被“文字獄”之類的方式幹掉或者鎮壓了，沒有人反駁之下，真正的是謊言千遍也成真理。做得最絕的就是滿清了。

但“文化認同”這種存在的基礎，終究是“民族”，而“民族”這種存在的基礎，還在於“血緣”。

所以。當以血脈認同為基礎的現代民族主義學說傳入東方後，被儒家忽悠得瘸了的漢族終於重新重視起“血脈認同”來，又有近現代外敵壓迫。終於，新式的血脈認同為基礎的民族主義完勝了犬儒的“文化認同論”，血濃於水的漢人將假惺惺舉著“孝悌大義”的滿清統治者踢了個稀巴爛，讓他們滾到了應該待著的地位去了。

當然，文化認同並沒有因此從漢族中消失，而是逐漸恢復了其原本的樣貌，那就是和外族不同的風俗習慣作為民族特有的特徵。

因此，漢族的認同就成了血脈和文化的雙重認同。

至於古典中國時代文化認同的兩個要件——禮制和漢服，前者因為中國的與時俱進，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而後者則非常可惜，因為滿清的剃髮易服，造成了數千年傳承的漢服被人為地製造了傳承斷層，以至於到了現代社會，還有無知的人說著無知的話語，說漢服是被時代淘汰。

但稍稍讓人安慰的是，隨著外國強勢文化入侵，當人們發現，中國近現代學習西方的文化在缺乏抵抗力的同時，自己的古典傳統文化卻有著更強大的抵抗力，如漢服，就有人在努力進行復興。

這不僅是一種民族辨識的標誌，也是一個巨大的新興產業，這是在從西式審美為尊的服裝、時尚相關產業中，搏殺出中國自己的產業結構的偉大努力——要知道，西方式審美霸權之下，話語權在西方企業，這使得兩片布製成的衣物就能賣出天價，而利潤大頭全歸西方，若是中國自身的服飾體系能夠復興，將等同於從西方相關產業中奪得大塊蛋糕，那代表的是審美的標準和市場！

不過，漢服復興運動卻碰到了一個和艾諾面對荀彧時一樣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將古典服飾切入現代生活，從體現社會階層的作用，真正變成體現一個民族審美和民族特徵的作用，換句簡單的話來說，就是如何讓漢服符合現實潮流問題。

而最終，艾諾和漢服改良者們意見一致，那就是將漢服分為正裝和時裝，正裝循古制，時裝更加自由、時尚，而從改良效果來看，回應還不錯，領地內的領民們都很喜歡，當然，荀彧等儒家士子相對難以接受一點，不過荀彧這樣的儒士有一點很強，那就是對新事物還是很能接受的。

事實上，儒者完全頑固僵化是滿清時代的事情，在明朝時期，雖然八股取士制度使得儒者的思想比前朝相對狹隘，但還達不到滿清那種榆木腦袋的愚蠢境地，這使得明朝時期依舊有大量進步現象存在，明朝士大夫在明末更是掀起過西學東漸的運動。

所以，當最後艾諾祭出民族主義學說，以及與時俱進的理論後，荀彧接受了艾諾的解釋，只是希望艾諾的步子放得穩一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