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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助陣，激起空前的政治熱潮。

其熱烈情況，有陳鼓應自己的記載為證：

“選期接近時，黨外候選人紛紛舉辦‘民主餐會’，全島積極分子會聚一堂，抨擊時政，氣氛熱烈非凡。黨外進一步成立‘助選團’以互相支援，總幹事是施明德（現以無期徒刑囚禁監獄中）。同時黨外候選人第一次提出‘共同政見’，除了要求解除戒嚴令之外，還要求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化、廢除違警罰法、禁止非法逮捕與刑制，此外要求廢除對大企業、大資本家的保護政策、實施農業保險、制定勞動基準法及防止環境汙染法等等。這些政見，有的是屬於基本政策性的問題，有的則是枝節性的問題。

選舉期間，傳單攻勢十分凌厲，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楊青矗的一份傳單上，提出工有、工治、工享的主張。‘工有’是指‘分紅入股，工者有其廠’，‘工治’是指‘勞資平等，革新工會組織’，‘工享’是指‘提高工資，分享經濟成果’。王拓的一份傳單上說：‘今天我們的社會財富主要是由廣大的農民、勞工、漁民、一切受僱的人，和中小商人、中小企業者以及所有中下級軍、公教人員所共同創造出來的。但是，這龐大的社會財富大部分卻由極少數的資本家和決策層的官僚集團所壟斷！……這樣的社會怎麼能算是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黃順興散發一份《還我民權》的小冊子，裡面逐條列舉事實，說明憲法所賦與人民的各種權利，均被國民黨政府所‘蓄意剝奪，。其中另有一節，提出向來都沒有人敢提的質問：一九五四年，當時在臺灣的蔣介石先生就向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說過：我知道的，我要反攻大陸是不可能的了！各位，這份密錄是美國國務院在一九七八年六月公開出來的，當時世界各大報紙都刊登過，只有我們這邊的報紙一個字都沒有提，不但如此，國民黨當局對於如此關係重大的問題既不反駁，也不解釋……。各位，國民黨早在二十四年前就知道反攻無望，卻一直藉著‘反攻’的需要做理由，用施行‘戒嚴法’的手段來剝奪我們應享有的民權！

此外，陳鼓應、陳婉真的《告中國國民黨宣言》，轟動一時。它抨擊三十年來國民黨‘雖獨攬政權於不墜’，但‘反攻迄無寸展，與國喪失殆盡，自辱國格陷孤島’，以至有違民族主義：‘動員戡亂又戒嚴，憲政橫遭擱置，民主徒託空言’，以至有違民權主義；‘政權與對閥相結，富商位尊。農工受賤，貧富懸殊’，以至背離民生主義。‘三民’之中，‘民族不立，民權不彰，民生不均’，可見國民黨黨魂‘失之久矣’！事實上，這份宣言並不如揭露的言論來得尖銳．但未料它卻引起國民黨的當局的震怒。”＇18＇

假使，卡特建交的宣告，稍延時日，選舉照常進行，國民黨的慘敗，自不待言。幸而斷交挽回了國府的面子，蔣經國總統“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乘此危難之際，下令暫停。

“暫停”是一種權宜措施，也叮以說，是情非得已的辦法，黨外人士，如果懂得收斂，以安定團結為重，那末，餘登發被捕，和以後的“高雄事件”應可避免。

國府的原則，不危及生存，能容忍則容忍，一旦向它的統治權力挑戰，就會感情用事。雷震的《自由中國》，是人盡皆知的例子。

其奈，黃信介、王拓、姚嘉文、施明德等激進分子，有勇無謀，誠如新聞局出的一本小冊子所說：“高估了自己，低估了政府。”

事件的經過，綜合如下：

政府禁止組黨，但不禁止出刊物辦雜誌。利用這個漏洞，《美麗島》雜誌一方面以言論爭取讀者，一方面以刊物名義舉辦集會。並在全省設立十餘處辦事處，作為黨的變相機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美麗島》雜誌向國府情治單位申請登記一個為數達三萬人的集會遊行，理由是慶祝“國際人權日”。根據戒嚴條例，五人以上的集會，即需警局批准。這樣大規模的集會，且打著人權的旗號，當局一定批駁。

以黃信介為首的雜誌方面，表示無法屈服，準也好，不準也好，將照常舉行。至此，雙方接近攤牌階段，國府研商對策，雜誌方面發動強烈宣傳攻勢。

十日下午五時，高雄市扶輪公園四周的民生二路、中山一路、五福三路、中華三路及小巷，軍、憲、警林立，開始交通管制，禁止車輛入內。

六時許，中山一路《美麗島》雜誌高雄服務處，已有五、六百人聚集，雜誌社的工作人員的宣傳車，不停地廣播，並聲稱集會照常舉行。

六時五分，黃信介抵達高雄車站，據官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