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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想，嘗試一下再說吧！

註釋：＇1＇鄭學稼著《斯大林真傳》，香港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一九五四年四月）。

＇2＇盛嶽著《孫逸仙大學與中國革命》，堪薩斯大學出版，無中譯本，英文原名參閱4中的注＇1＇。

＇3＇參閱4中的注＇8＇。

＇4＇同＇3＇。

＇5＇同＇3＇。

＇6＇蔣經國著《永遠不要掛起日旗來》，收入曹聚仁著《蔣經國論》，一九七一年香港《聯合畫報》，第82………83頁。

＇7＇同＇3＇。

＇8＇據王新衡告訴朋友。

＇9＇蔣經國著《給母親的信》（Harold　Denny；　Son　Repudiate　Ghian只Kaishek。　The　New　York　Times．Feb　12，1936。）。

＇1O＇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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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再見，莫斯科

大英帝國辦外交的座右銘，比起動輒講道義的中國達官，就高明現實多了。

“沒有永久的敵人，沒有永久的朋友，”道盡辦國交的不變原則。說什麼“中蘇友誼，萬古常青”，不過是自欺和欺人之談。

中蘇關係，即循著以上的軌跡在發展著的。鮑羅廷歸國前，廣州的革命政府，大半靠蘇聯的盧布、槍枝、＇1＇顧問在支撐著的，後來反目成仇，持續多年，不相往還。

經國是夾縫人物，陰錯陽差，偏偏碰上那樣的不幸，只好用宿命論去解釋了—生不逢時。

斯大林始終難忘蔣介石那一箭之仇，但斯大林是個現實主義者，國家利益，必須放置個人恩怨之上。合縱連橫，本來就是形勢所決定的。

遠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第三國際七次大會中，決定了今後的方向—“組織全球統一戰線”。大會宣言

指出：我們贊同我們在中國勇敢的兄弟黨發起一項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聯合中國全境內既存的，且準備參加救國救民實際戰鬥的所有組織力量，從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和它的代理人。

斯大林好象忽視國民政府在江西瑞金髮生了什麼事。兩害之間，取其輕，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政策，已嚴重的危害到蘇聯的國家利益。“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在抗日中也許可成為我們的合作者。”

中國共產黨和他的軍隊，正面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