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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九日，“接見黃少谷，決將中央黨部先行遷粵，就現況加以整頓，再圖根本改革。”

一月三十一日，“林蔚文（國防部次長）先生自南京來溪口。”

二月七日，“李彌將軍來寓，父親約彼餐敘。李報告陳官莊突圍經過及其沿途情形。”

二月十七日，閻百川（錫山）到溪口，張道藩、谷正綱同時駕到。

三月三日，張治中訪蔣。

三月十九日，湯恩伯到溪口，約見萬耀煌商討中央訓練機構的地點和辦法。

三月二十四日，陳誠自臺灣赴溪口。

四月十日，周至柔總司令、胡宗南長官到奉化。

四月十二日，居覺生（正）、陳啟天訪問溪口。

從上列緊湊的活動看，蔣先生算是世界上最忙的閒人。李宗仁取得頭銜，但無實權。他下令釋放張學良，就沒有人理睬。行政院長孫科，為了報競選敗北的一箭之仇，行政院拒絕自粵遷寧，公開鬧府院分裂。

當初桂系，拉蔣下馬，歡喜一陣，他們就沒有想到，蔣先生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包括華盛頓在內，都撲了一個空。

到這樣危難的時候，蔣先生才真正知道，那些門生寵臣，並不可靠，只有自己的兒子，可推心置腹，經國的手杖作用，愈益明顯。他雖被認命為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並未去就任，終一九四九年，那個風雨飄搖的日子裡，隨侍蔣先生，形影不離。

於是，到溪口去的黨政顯要，毋論送往迎來，聯絡派遣，幾乎全由他包辦，重大使命，更非他莫屬。二月初，奉命轉運中央銀行儲存之黃金白銀五十萬盎斯前往臺灣、廈門，既要機密，防止南京的阻擋，又要說服主管財經金融當局，使其合作。蔣先生此舉，從歷史的觀點看，防止“資匪”。政治的意義上，未嘗不是拖李宗仁的後臺，從經濟上，採釜底抽薪的手段。

除了秘密搶運黃金，定海機場的建築，同由經國暗中進行。他說：

“記得父親引退之後，交我辦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軍總部，迅把定海機場建築起來。那時，我們不大明白父親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親對這件事顯得非常關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問問，機場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種程度。後來催得更緊，幾乎三天一催，兩天一催，直到機場全部竣工為止。到了淞滬棄守，才知道湯恩伯的部隊，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飛的空軍掩護，才能安全地經過舟山撤退到臺灣……。”＇12＇

足證蔣先生對時局的看法，比較現實和深遠。意識到渡江只是時間問題，發表陳誠為臺灣省主席，他心中已有了退路。

何（應欽）內閣於三月二十三日登場，人事紛爭，稍有頭緒。一面備戰，一面和談。南京派出張治中為首的和平的表團，北上議和，南京的腹案，原是一廂情願的幻想，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戰鬥行動”，希望隔江而治。

毛澤東陳兵江左的，是百萬雄師，他誓言非“將革命進行到底”不可。

四月初，溪口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長江的防務上，蔣先生比誰都清楚，能戰始能言和。而南京的和平攻勢，未嘗沒有備戰言和的意思。

七日清晨，下榻豐鎬房的經國，收到嘉興、上海同時發出的急電兩封。字數寥寥“……賈亦斌昨晚叛變，總隊長黎天鐸等下落不明……。”

自戡建小組組長朱特立於前年八月在武漢“失蹤”，這是半年來的第二宗眾叛親離，經國的感受，任何人憑想象，可以作出自己的結論。七日那天的日記，隻字不提，只說了些和戰方面的大事。蔡省三說：經國“曾痛哭流涕的向乃父作檢討”，報告有之，“痛哭流涕”未必，我們只好當“據說”，姑妄聽之。

為了便於讀者一窺全貌，預幹總隊兵變，宜詳作交待。

賈亦斌行伍出身，後考進陸軍大學。一九四六年夏，由彭位仁推薦，受經國賞識，由青年軍復員管理處組長，而國防部預幹局副局長，而代理局長。

濟南失陷後，國防部預備在長江以南，組織新軍。時任次長的林蔚，問計於賈，賈說，幹部可出自青年軍預備幹部，“至少一萬人是不成問題”，這就是預幹總隊的由來。

一九四九年二月，總隊調到嘉興，賈自兼總隊長，任命黎天鐸、林勉新為少將副總隊長，人員四千，設四個大隊。

賈事後承認，“多數人認為國民黨已經沒有希望，各人要自謀出路”，“因此，我對國民黨絕望，決心投向共產黨”。前年十月，和中共地下黨員段伯宇，在南京中山陵取得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