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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撰的輓聯“禍及賢慈，當日梗頑悔已晚，愧為逆子，終身沉痛恨靡涯”，真情及乎詞，一幅生動的寫照。

經國頓失這位慈愛的祖母，而且來得這麼突然，他的感受，缺文字記載，無從考據。曾為他幼小的心靈，留下傷痕和挫失，殆無疑義。

蔣先生和毛福梅的感情，一直不好，做孩子的，當能體會得到。感情再壞，王太夫人在世一天，基於老太太的威嚴，怕傷老人家的心，表面上，至少要維持一個夫妻的形式。

驟然間，這樣一位中流砥柱的老太太去世了，結構上立即發生變化。

“餘葬母既畢，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盡，此後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無其它之掛系，餘今與爾等生母之離異，餘以後之成敗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再有波累。餘十八歲立志革命以來，本已早置生死榮辱於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總不便以餘不肖之罪戾，牽連家中之老少。故每於臨難決死之前，必託友好代致留毋遺稟，以冀餘死後，聊解親心於萬一。今後可無此念，而望爾兄弟二人，親親和愛，承志繼先，以報爾母，在生撫育之深恩，亦即望以代餘慰藉慈親在天之靈也。餘此去何日與爾等重敘人倫實不可知，餘所望於子女者，如此而已。特此條示，經緯兩兒，謹志毋忘，並留為永久紀念，父泐。”＇5＇

這個訓詞的真實性頗成問題，恐系出諸蔣的授意，由毛思誠事後補進去的，好掩飾以後他和宋美齡結合的合法性。某種程度上，反映著蔣的心態。現在又堂堂正正，假“革命”的大帽子，遺棄髮妻毛福梅和如夫人姚怡誠。

果然，第二年和陳潔如在上海結秦晉之好，＇6＇他再去和汪兆銘、胡漢民，為自己“人人言弟為好色”去辯護，即無人置信了。

經國年紀輕，先有失去祖母的創痛，次有家庭破碎的震驚，那原是十的沉重的感受。可是在父親面前，他能反抗嗎？反抗又於事何補？

經國和母親的情感，至深且厚，在他歷年發表的文字中，雖少提到生母，怕刺激蔣夫人，傷到父親的心，僅在江西時代出版的《我在蘇聯的生活》的自序中，吐露了他的心聲：“回憶三十年來，始而寄跡海上，繼而留學國外，長離膝下，十有餘年。”他寫著：“且因郵電不通，音訊久疏，母不知兒生死，因抑鬱以成疾：兒亦未能親侍湯藥，以娛慈母之心。”毛夫人是一九三九年冬，為日機炸死，為了思念無已，出了這本書“用以紀念吾母，並志無涯之哀悼。”留蘇期間，發表公開信，清算他父親那一幕，用字遣詞，比蔣的任何一位政敵，罵得還要無情和潑辣，但對母親，始終親情似海，未有半句不敬的話，與其說是至孝，毋寧說是出乎內心的同情和憐憫，是一種條件下的反射。

毛福梅算不上紅顏，只能說是薄命。她是時代的犧牲者，典型的舊式女子，沒有受過什麼良好教育，和大多數她同一時代的女人一樣，出生在閉塞的中國農村，假使和其它的女人一樣，遵從父母的意旨，嫁個門當戶對的莊稼漢，生兒育女，做個“三從四德”的好妻子，就能太太平平地過一生。不過，命運往往捉弄人，她的少女的幻夢，經不起時代的呼嘯，給衝破了。前人的經驗，“悔教夫婿莫封侯”，現在竟變成她自己的遭遇。夫婿非但郎心似鐵，個性更粗魯，動輒拳打腳踢，曾經有次，從二樓把她摔到樓下，對太太好比對士兵的辦法。這些慘痛的往事、在猶是孩子的經國心裡，他會做什麼想法呢？

一九二二年的三月，經國第一次離開家鄉出遠門，經過寧波到上海。他的心情很複雜，和母親暫時告別，不免有些酸楚，武嶺的一草一木，都是熟悉的，但是，上海的誘惑力很大，從父親嘴裡，不時聽到關於上海的一切，那是個和奉化截然不同的新世界，父親的事業，雖然由上海移到了廣州，上海依舊是政治中心。這兒年在鄉下讀書，讀來讀去離不了塾館那一套，實在厭倦了，聽那些伯伯叔叔說，上海有新式的學堂，能換個環境，總是件好事。

三月的第三天，他考取了萬竹小學的四年級。他過去唸書的紀錄，顧清廉的評語：“天資雖不甚高，然頗好誦讀。”蔣先生自己的觀察：“經兒可教、緯兒可愛。”那都是可信的信史。

經國到上海不久，蔣先生在虞洽卿的資助下，去了廣州，且攜美眷同行，即經國稱呼她“上海姆媽”＇7＇的陳氏夫人。負責監護經國的責任，落到塾師王歐聲和姑丈竺芝珊身上，缺錢“則向舜耕（陳舜耕曾任臺灣鐵路局長）及果夫哥哥取”。＇8＇所以，和父親還是分隔著的。

在上海念小學，精神、境界都為之豁然開朗，這年的下學期，初次嘗試到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