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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形成的重視教育的風氣不僅造就了一大批縉紳官僚，也為徽商造就了大量具有相當文化基礎的商業人才，從而提高了徽商集團的文化品位和徽州人的整體素質，而有了一定文化品位的徽商集團，又更自覺地去重視教育，從而形成了徽州教育的良性迴圈。

徽商對子弟業儒無不寄予厚望，有的家族明確規定，對族中聰穎好學的子弟，無力從師者必須給予資助，並將此列入家典，世代遵行。徽州在這種重視教育、重視人才培養的風氣下，出現了大量人才。這是徽州異於其他商幫之處，也是徽商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由於重視智力投資，徽商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識，能夠做到冷靜地分析市場形勢，分析自然和社會諸因素對供求關係的影響，從而在進退取捨之間不失時機地做出正確的判斷。

例如清代的鹽場，以兩準鹽場產鹽最多，鹽利最厚，因此淮鹽的專賣權便成為許多商幫競相逐利的物件。而清政府在考察任命兩淮總商時，規定堪當其任者應具備兩個條件：其一，“於商人中擇家道殷實者”，即“資重引多”的富商；其二，“於各商中擇明白曉事者”，即“推淮商之幹敏者以錄有司之事”，也就是說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識、能力和辦事幹練的人。徽商之所以能夠壟斷兩淮鹽業，與其中不乏“諳於鹽法，利弊周知”的人才是分不開的。

以儒商風度交結達官顯貴

官賈儒三位一體

在中國封建社會，等級秩序為“士、農、學、商”，“商”居四民之末。徽商即使掙了再多的錢，如果這家裡沒有人讀書做官，也總覺“矮人一頭”。因此，即使是最成功的徽商，還是把“讀書”放在第一位。有錢的徽商重視子女教育，讀好了書去做官，縱然沒考上，對做生意也有很大幫助。徽商為生存和競爭考慮，賈仕結合，透過攀迎封建勢力以改善環境，因而具備官賈儒三位一體的重要特徵。

以儒商風度交結達官顯貴

徽商對讀書入仕看得很重，從明中葉到清咸豐時，徽商子孫中讀書、做官、經商已成為三位一體的局面，他們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濟。深厚的新安傳統文化所蘊育出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範自己的經營活動。

在徽州可以見到中國最強盛的宗族觀念，直接表現就是大肆修建祠堂和牌坊。其中最有名的是許國牌坊，俗稱“八腳牌樓”。許國是明萬曆年間的武英殿大學士，做過太子的老師。這座牌坊建造得巍峨壯觀，雕飾華美異常。明嘉靖年間由舉人入仕的膠州刺史胡文光被恩許建造的牌坊上面雕飾著32面圓形花盤。另外，丞相狀元坊，父子大夫坊，三元坊，汪氏世科坊等一座座家族功名坊，都象徵著讀書入仕“衣錦還鄉”給家族帶來的榮耀。

歙縣雄村曹家就是個極端的例子。曹文植、曹振鏞父子都做到一品尚書，曹氏父子發達後，他們的父祖都受到朝廷的封贈，被稱為“四世一品”。因為曹振鏞做過清道光皇帝的老師，他的家族便控制了兩淮鹽務，牟取暴利。這是一個腐敗官僚的形象，可在他的家鄉，依然備受推崇。

徽州是朱熹故里，受這位鄉賢的影響，這裡“儒風獨茂”，人才輩出。在這種氛圍中崛起的徽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們把賈和儒緊密地結合起來，形成一種“雖為賈者，鹹近士風”的儒商品質。徽商這種溫文爾雅的儒商風度，為他們的成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幫助。

隋唐以後，官員的選拔一般要透過科舉考試，明清尤其如此，故官員的文化素質還是相當高的。身為儒商的徽商自然比較容易與這些官員找到共同語言，從而為他們之間的“錢勢之交”找到突破口，為徽商攀援政治勢力提供了黏合劑。

每到一處，徽商總是與當地的封建官員宴酒談笑，詩詞唱和，一派意氣甚投的樣子。如歙縣商人梅仲和“棄儒服賈”去蘇州做生意，與當地計程車大夫相交默契。蘇州當時是異常繁華、富庶的國際性商業城市，商品經濟發達，同時也是達官貴人集中之地。梅仲和學識淵博，溫文爾雅的氣質博得了官員的青睞，竟有很多官員“慕公名”，親自登門拜訪梅仲和，這給梅仲和贏得了極高的聲譽。

徽商與達官顯貴們“相交甚歡”，對他們事業的發展自然是大有裨益的，不僅可以獲得這些封建勢力的袒護，還可以與他們相互“提攜”，共謀“生財”之道。徽商結交官宦以至天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