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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因為出身不好，做事情不敢出格，總是吃上兩口就趕緊把嘴擦乾淨，免得被心眼不好的人發現而招徠橫禍。

馬克思曾經憤怒地譴責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僱傭童工、過度勞動的暴行，指責資本主義“自從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而大躍進時期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比起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以何種方式、到何地點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尚可選擇，而在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旗號下，人們連選擇的權力都沒有，完全是奴隸性質的勞動。由於長期從事過度的勞動，我的母親七歲就得了嚴重的關節損傷，終生折磨著她。

如今，大躍進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對於它帶來的慘痛教訓，也有高層的不少人出了書，進行回憶和反思。然而，站在高層體會大躍進，和站在老百姓的角度體會大躍進，完全是不同的感覺。來自高層的反思，一般都比較抽象，用一些枯燥的統計資料來分析，而涉及發生大躍進的深層次原因，則因為政治上的顧慮而閃爍其辭，將其推卸到“國際環境”之類的大背景下。我認為，中國之所以會發生大躍進這樣荒誕不經的事件，其主要原因不應當從所謂的國際環境去尋找，而應當從當時執政者的政治意圖中來尋找。

對比蘇聯歷史我們就會發現：一九三○年蘇聯開始搞“集體化”和“工業化”以後，也曾經出現了大規模的強制性奴隸勞動，之後也遭遇了大饑荒。可以說，中國“大躍進”期間發生的一切，是沿著斯大林主義的軌跡前進的。所不同的是，蘇聯的“大躍進”使得蘇聯在付出了幾百萬人死亡的慘痛代價後，工業取得了總量世界第二的成績，支撐著蘇聯成為世界一流強國；而中國的大躍進，則在付出幾千萬人的代價後，仍然是個貧窮落後的國家。斯大林與毛澤東統治時間相仿，其間蘇聯還經歷了慘烈的衛國戰爭，但斯大林逝世時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斯大林剛剛接手這個國家時要強得多；而毛澤東逝世時，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尚不及五十年代。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是斯大林不及格的學生。

談到執政者的政治意圖，我認為在極權主義統治者眼中，為了一個主觀的、宏大的目標，他們是決不會吝惜千百萬人人頭落地的，因為人命是他們眼中最廉價的成本。這不是因為統治者的道德敗壞，而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一種草菅人命的社會環境中。在這個環境下成長起來並且為了政權長期進行殘酷鬥爭的人們，自然會形成一種思維定式：要奮鬥，就會有犧牲；犧牲“人”的幸福，“人”的尊嚴，“人”的自由，甚至“人”的生命；越多的人甘於犧牲，勝利的把握就越大。因此，建立政權需要犧牲，那麼搞建設也需要犧牲。那麼，這種需要不斷犧牲人命的“建設”究竟還有什麼意義？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一切東西。”（「注」節選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9～10頁），社會主義思想本身是為了“人”生活得更好、更公平、更輕鬆而提出的，但結果恰恰相反，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人”生活得卻更差、更不平等、更沉重。這種強調人們做出“犧牲”的“社會主義”，完全是與社會主義的初衷南轅北轍。可以說，毛澤東和斯大林等人，雖然搞了一輩子社會主義，但他們根本就沒有理解根植於西方人道主義、民主主義和普世思想的社會主義的精髓，而僅僅從經典著作中為社會主義定框框，並且根據自己的好惡做出取捨，棄社會主義的精髓於不顧，在類似所有制的表象上和一些經典作家的對未來人類的設想上吹毛求疵，追求一大二公，純而又純，從而沿著錯誤的道路越走越遠。經典著作越多，框框定得越死，方向越偏，造成現實社會主義品種越來越退化。領袖尚且如此，普遍缺乏文化的中下層幹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就更加膚淺，更加公式化。脫離了社會主義一切為了“人”的本質，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產生出這樣那樣的慘劇和鬧劇，就是不可避免的。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間“天堂”（1958～1965）　二、大饑荒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的豫北迎來了連續兩個大豐收年，風調雨順，莊稼長勢出奇的好。但是棒勞力都去“大鍊鋼鐵”、“大修水利”了，“大辦糧食”的任務就落到我母親這個七歲的孩子和外公的父親（「注」外公的父親時年已經接近七十歲了）這樣的老弱病殘頭上。可這樣這些老弱病殘能有什麼力量呢？況且，在幹部們的重壓之下，還必須趕“進度”、追求所謂的“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