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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洩著對這所媚俗的大學和那些“庸俗經濟學家”（「注」這是財大學生們私下裡對“知識混子”型別的教師們的一種蔑稱）的蔑視和厭惡。儘管她在很多地方並不贊同我，但是在每一處都能理解我，這就是我最需要的。每天下了晚自習，我們就不約而同地到圖書館門前等著對方，然後一起在校園裡散步，或者到“思園”中小坐。就這樣，我度過了我青年時代最幸福、最理想、最浪漫和最真摯的八個月。

那年五月九日我過生日時，娜塔莎送給我一本《呼嘯山莊》，還有一盤當時剛剛流行的《校園民謠》磁帶。我與娜塔莎的相識，就像一九九四年風行全國的《青春》那首歌中所唱到的那樣：在那遙遠的春色裡，我遇到了盛開的她；洋溢著眩目的光華，像一個美麗童話；允許我為你高歌吧，從此我夜夜不能入睡；允許我為你哭泣吧，在眼淚裡我能自由的飛。

第二天傍晚，我象往常一樣到女生樓門口等待娜塔莎。那天天氣特別的好，紅彤彤的夕陽，金黃色的晚霞，高空中鳥兒在自由自在的飛翔……這個情景，永遠地留在了我記憶的深處。許多年以後，只要我見到夕陽西下，總是忍不住會想起那首歌：每當你回頭看夕陽紅，每當你又聽到晚鐘，從前的點點滴滴會湧起，在你來不及難過的心裡……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學（1991～1995）　十八、走向民主社會主義

“歐洲共產主義”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西班牙共產黨前總書記卡里略曾對記者說過：“我過去曾經是一名斯大林主義者，是的，但是哪一個共產黨人過去不是斯大林主義者呢？”作為一名精神上的蘇維埃人，我最初自然也是一名斯大林主義者。儘管隨著對蘇聯研究的不斷深入，我也逐漸認識到斯大林主義無法無天、殘忍暴虐的一面，內心中已經感覺到了某種震撼。但是，固有的思維定式並非是能夠輕易改變的。當時，我為蘇聯的解體憂憤不已，對西方勢力恨之入骨，對中國現狀憤世嫉俗，總是覺得全世界都在與我作對。我也如同所有的斯大林主義者一樣，企圖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構社會，用自己的道德觀來要求世界。一切都如同標準的斯大林主義者們理所當然的那樣：極端，冷酷，堅決；又如同“套中人”那樣，拼命地捍衛著已經不合時宜的陳舊信條。

娜塔莎雖是我忠實的聽眾，但始終沒有贊同過我的想法。於是，我們兩人之間談話的內容，相當大一部分都是思辯與交鋒。“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你們有什麼資格這樣做？為了人民？拜託，我就是人民的一員，但我不願意按照你們規定的格式生活，還有很多人，也不願意按照你們的設想生活……儘管我承認你們有正義感，但你們有什麼權力要求所有人和你一模一樣？那不如以你做模型，生產機器人好了，同樣的面孔，同樣的髮型，同樣的衣著，同樣的想法，請問你願意在那種世界中生活嗎？人人都應當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權利，這世界本來就是豐富多彩的，你們怎麼能夠要求它變得單調乏味？你這樣的社會一定非常可怕，如果你真的實現了這種理想，一定是另一個人間地獄……”

就如同五年以前槍決齊奧塞斯庫給我帶來的思想轉折一樣，思想的革命往往是靜悄悄地發生的，自己根本意識不到。在一次又一次的激烈的辯論與爭執中，在我拼命維護著那些斯大林主義信條的同時，我的思想竟然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一些變化：不再那麼極端偏執，不再那麼抱殘守缺，也不再那麼憤世嫉俗。我漸漸學會了寬容，理性，中庸……我仍然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但已經不再是純粹的斯大林主義者了。

一九九四年的十月，學校對面的省圖書館投影廳上映了一部獲得多項奧斯卡大獎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這部電影早已聲譽斐然，因此我自然也去看了。我不得不佩服斯皮爾伯格高超的導演技巧和深邃的思想內涵，他的這部作品給我的心靈深處帶來了極大的震撼。透過這部電影，我比任何時候都深刻地體會到什麼是人道主義，什麼叫博愛。本來在與娜塔莎之間不斷思辯的基礎上，我的思想已經發生了一些量變，內心中的斯大林主義堡壘早已搖搖欲墜。而這部《辛德勒的名單》，則如同重重一擊，徹底粉碎了還殘存於我心中的斯大林主義教條，使得我完成了質變的過程。當我看完這部電影，感動得淚流滿面地從投影廳裡走出來時，已經義無返顧地成為了一名民主社會主義者。從此，我樹立了一個牢固的理念：每一個人的自由與權利都無比珍貴，都值得我不惜一切代價去維護、去捍衛。

在與娜塔莎不斷思辯中度過的八個月，是我思想變得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