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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回家可以洗洗涮涮，可我們這些外地來的賣燈的就沒有這個條件了。為了省錢，我和母親住五塊錢一天的小旅社，裡面自然沒條件洗頭洗澡，只好就那麼髒著。平時吃飯，就隨便在街上吃點涼皮或者泡泡麵對付。有一天，姐姐來替我，晚上收了攤，母親一看今天賣了兩千多塊，挺高興，就說咱們吃點好的吧。於是她倆來到一家“加州牛肉麵大王”，想吃點牛肉麵。可人家門童一看母女倆蓬頭垢面的以為是叫花子，就說已經關門了，不讓進。其實母親看得清清楚楚，就在他們理論的時候，飯店裡依舊人來人往的。不過母親也沒跟他們爭吵，扭頭領著姐姐回旅社吃泡麵去了。

不過，我們的辛苦沒有白費。那年我們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把我們那個櫃檯佈置得琳琅滿目、奼紫嫣紅，招徠了很多顧客。其中有一個古交來的煤炭老闆，到了我們的攤子前面，這種要兩個，那種要一對，一個人就買走一千五百多塊錢的貨，連價都不還，還直誇我們家的貨好。最後一結帳，那年我們一共賣了八千塊錢的貨。元宵節賣完燈籠回家數錢時，一家人把從一塊兩塊到一百元的鈔票都攤在床上按面額分類，鋪了好大一片。最後我算完賬，報出“八千”這個數字時，全家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燦爛的笑容。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學（1991～1995）　十一、罷餐事件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拜金主義逐漸興盛起來。假如說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們每日談論的都是理想，那麼九十年代的大學生更喜歡錢。那時的大學校園內每到週末，就會有不少豪華的轎車停在女生樓門口。知情者告訴我說，這些都是接那些“傍大款”的女生們出去過夜的、大款們的車。

有些女生“傍大款”，有些女生則出去賣淫。剛進學校時，我們山西老鄉聚會，我認識了一個女老鄉。那個女生長得在我看來算中上等，但身材不錯。當時她還顯得比較有才華，學校廣播站經常播送她寫的一些稿子。後來學校搞時裝表演隊，她還成為模特兒。上大學頭一年我們還挺熱乎，經常在一起聚一聚，但後來漸漸地各忙各的，很少來往了。到一九九三年的一天，我突然在開會時聽到老師傳達她被開除的處分。原來，本來家庭條件還不算差的她到大城市生活了幾年，看著到處的誘惑，大概漸漸地感覺到錢不夠用了，就跑到學校附近一家大賓館裡做起了皮肉生意，結果在賣淫時被公安局“掃黃”抓到了。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伴隨著農產品價格放開和基建過熱，又一次劇烈的通貨膨脹發生了，後來有資料說那年物價指數上漲了百分之二十三。並且，由於糧價放開、取消糧食憑證供應等改革措施的實施，糧食和副食品價格上漲幅度更大。反映在學校裡，就是食堂飯菜價格漲了一倍半，質量還不斷下降。上過大學的人都知道，當時大學總務後勤這一塊是肥缺，食堂的員工大都是校領導的七大姑子八大姨。這幫人狐假虎威，對待學生的態度非常惡劣，打罵學生的事經常發生。由於缺乏責任心和競爭機制，他們做出的飯菜越來越難以下嚥，饅頭沒發開、米飯裡有沙子、菜裡有蟲子的情形時有發生。食堂裡的那幫人做韭菜炒雞蛋時，下面全是韭菜，上面鋪一層薄薄的雞蛋，看上去挺好看；只要一把錢給他，他就用勺子在雞蛋下面摳呀挖呀，盛進碗裡的都是韭菜。而學生吃的大米，不知道是哪一年出產的，全都是黃黃的，蒸出來的米飯要麼一盤散沙，要麼堅若磐石。

當時我是系學生會和分團委宣傳部長，認為自己有義務向上級反映這件事，很自然地想到“透過正常渠道”。恰好，學生會的生活部長也與我有同樣感受。於是，在一次系團委會議上，我們倆就把飯菜價格過高、質量太差和學生們的不滿情緒向列席的校團委副書記（「注」校團委副書記是學校政工人員）反映了。可那個副書記一聽，卻一臉的不屑，居然教訓了我們一番：“你們這些學生要求太高了，現在的條件還不夠好？我上大學時，還沒有正經食堂呢，都是露天吃飯。”我們倆聽了他這番話十分氣憤，心想看來這“正常渠道”是難以奏效了。等會議結束以後，我們兩個不約而同地留了下來。生活部長恨恨地罵道：“他媽的，跟這幫王八蛋就不能說人話，他們聽不懂的。”我也氣憤地說道：“就是，說他媽的什麼他們上學時在操場裡吃飯，狗屁！那古時候人還吃人呢！”生活部長又說：“既然有話好好說不行，那老子們就搞出點嚴重的事來，敲打敲打這幫龜孫子。”我一聽，正合我意。

當天夜裡，我們兩個就在學生會辦公室裡，書寫了十幾張大字報和幾十張小字報，聲討令人厭惡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