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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甲魚、烏龜、幼鯊、龍蝦和其他叫不出名的山珍海味。可是偏偏我生了一副賤腸胃,覺得這些大名鼎鼎的、象徵著“高尚生活”的東西根本就沒什麼吃頭,比起母親給我做的糊辣湯、羊肉燴麵、雜麵條等簡單飯菜味道差遠了。這是我才體會到:一個人從小養成的口味是多麼難以改變;而以前官方宣傳的毛澤東只愛吃紅燒肉,恐怕也並非因為生活簡樸所致。我所愛吃的那幾樣東西,比起紅燒肉的價錢可是差遠了。再想一想這一桌子值好幾千塊錢,相當於幾個農民一年的辛苦,心裡實在覺得難受,於是勉強吃了幾口就再不動筷子了。當時我心想:看來這些所謂的“上流人物”過的生活也不過如此,除了窮奢極欲還能有什麼呢?
我們春遊的K市是一座保持得相當完整的古城。那天我們一行人沿著城牆觀賞遊覽,在城牆邊的樹林中發現幾個尖嘴猴腮的人聚在一堆抽菸,一見到我們就手忙腳亂地往樹林深處走去。廉處長看著幾個瘦骨嶙峋的背影,搖了搖頭說:肯定是一幫吸毒的,好好的人幹啥不行,幹嗎非要往死路上走呢?遊覽完了城牆,我們又遊覽古城的街道。街道兩邊密密麻麻地開的都是髮廊,濃妝豔抹、卻又土的掉渣的髮廊小姐曖昧地向我們招著手。
晚上,由K地區分行的佘行長安排我們到該市最大的一家娛樂城“活動”。臨去之前,廉處長叮囑大家說:“唱唱歌是可以的,但決不許洗桑拿、保健按摩、不許跳黑燈舞!我們是組織人事幹部,一定要給下面做出表率來。”等我們去到那裡,發現已經有十來個“小姐”在那裡恭候了。佘行長是個又高又粗的壯年人,一看就屬於那種精力過剩一類的,見了我們滿臉堆笑著說:“沒啥,耍耍輕鬆一下嘛。”只坐了一會,佘行長拉起一個“小姐”到舞池裡跳舞去了。過了一會兒,舞廳燈光暗了下來,只能影影綽綽地看到人影。我下意識地一直盯著佘行長看,看到他在舞池中央和那個“小姐”接吻。春遊回來後我把這件事報告給了處長,處長顯出很吃驚的樣子。後來過了幾天,分行發了一本書叫《銀行思想政治工作彙編》。我翻了翻,裡面有佘行長的一篇大作《論銀行家的思想修養》,裡面煞有介事地寫道:“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作為一個銀行家,一定要有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必須經得住金錢與美色的考驗,必須時刻提醒自己是個人民公僕,必須處處堅持黨性與原則。這是一個銀行家最基本的修養……”
那年年底,我第一次參加了人事系統的年終報表會。大家來到一個賓館裡,好吃好喝好玩,順便做報表。把我負責的這一塊的真實情況做了個報表,結果一匯,數字不平。於是在老同志的幫助下一改再改,總算調平了,可是我一看,這資料跟我掌握的實際情況驢唇不對馬嘴。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期初數就是假的,期末數也是假的,一加上真實的幹部變動資料,結果必然是錯誤的。已經成為我的同事的段科長見我急得滿頭大汗的樣子,一邊幫著我修改資料,一邊告訴我他做了幾十年報表的心得:千萬不要想著真實情況如何,只要根據領導意圖定好年末數,再根據上年年底的報表數字當年初數,中間的資料瞎編就行啦,只要報表平了就沒問題。我不解地問:“那幹嗎還做報表呀,這資料有什麼用啊?”段科長嘆了口氣對我說道:“有些事情,都是領導們定的,咱們只能根據領導的吩咐去做,別的也管不了啊。”
轉眼到了一九九七年春天,又到了招收大學生時候了。總行給了我們行一百七十個進人指標,可是行裡決定只招十個。這是因為總行對進人指標要求越來越嚴,控制的很緊,要想用指標辦些走後門的事,就得“開源節流”。於是總行的進人指標我們全要了,卻只用了十個,截留了一百六十個。當時廉處長已經調任分行紀委書記,人事處已經換了個新來的處長,姓申。總行跟我們要每一個新進大學生的花名冊,申處長就命令我把所有投了自薦書的大學生拼湊一百七十個人報上去。為了湊夠數目,連根本就沒進我們銀行的我的女朋友都被拉上去湊數。上報資料時,有“填報人”一欄,申處長要我簽字,我不肯籤。他說這有什麼關係,出了事有行長和我頂著呢。於是我假裝答應簽字,但到底也沒簽。直到現在,總行的人員名單裡還儲存著這些假張三、假李四的名字。
那麼,這些節流下來的進人指標用到哪裡去了呢?一九九七年夏天進來這麼一個人:國家某位部委領導的侄子。這個人本來是××省××縣××鄉××村××組的一個農民,不知從哪裡偽造了一個大專畢業文憑,自稱是學金融的,來報到時操一口難以聽懂的鄉音。我讓他說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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