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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發起高燒，外帶胸腔劇烈疼痛。到醫院檢查，醫生診斷為“心肌炎”，住院治了幾天不但不見好，反而越來越疼痛了。後來醫院發現父親胸腔積水，又懷疑是“胸膜炎”。直到三月下旬，父親在做抽血檢查時，一位細心的大夫看到高得嚇人的血沉和球蛋白指標時說出了自己的懷疑：“你該不會是得了血液病吧？”在這位大夫的建議下，我們來到了一所全國聞名的大醫院：A醫院進行全面血液檢查。

果然，檢查後很快查明父親的病，竟然是一種罕見而兇險的惡性腫瘤——多發性骨髓瘤。剛剛得到這個訊息，我和母親真無法相信，為什麼偏偏是他會得上這種聞所未聞、發病率只有十萬分之一的絕症。懷著一絲僥倖，我們帶著父親到好幾個大醫院複查。可是，所有的檢查結果都無一例外地、冷冰冰地顯示：這是真的。最後一份確診報告也是A醫院出的，我拿報告那天，檢驗室幾個醫生正在閒嘮。把那份沉甸甸的檢驗報告遞給我時，一位化驗員一邊嬉鬧，一邊漫不經心地告訴我：這個病就別治啦，回家準備後事吧。我當即心頭一沉，然後又問難道沒有一絲希望了嗎？化驗員笑了笑，說：化療，可以拖幾個月，好的拖幾年，不過嘛……那可是要用錢堆起來的。

得知這個噩耗，我母親的血壓驟然升高，連路都不能走了。後來到醫院檢查時才發現她的高壓達到了二百二十，低壓達到一百五十；幸虧發現及時吃上降壓藥，否則後果不堪設想。為了父親的情緒，我們母子一直把這個訊息瞞著他，只告訴他這是一種發展很慢、透過化療可以治癒的病，即使無法治癒一般也有七、八年的生存期，最長的有二十多年的。父親樂觀豁達，知道母親血壓高還寬慰母親說：人過七十古來稀，自己已經六十六歲了，再活七、八年也七十多了；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沒得這病的也該死了，你還急個什麼呢？現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希望能見見孫子。

表面上母親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背地裡只有我們母子見面時母親就以淚洗面。母親忍住悲傷跟我商量說：本來到武漢落戶，還想幫幫你們，卻沒想到竟然得了這麼一個病。既然這病這麼貴，是不是就不治了？老的治不好，別把小的也拖垮，你爸知道了也不會同意的。我寬慰母親說：“媽，贍養老人是我們下一代的義務。別說現在咱們經濟條件還過得去，就是賣房借款、傾家蕩產也要治，找最好的醫院、找最好的大夫治，國內治不了國外治。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希望，也要爭取，我想俺姐也肯定是這樣想的。”

就這樣，我父親住進了大名鼎鼎A醫院血液內科。之所以選擇這家醫院，就是因為它名氣大，特別在血液病方面很有研究。辦住院那天，給我父親會診的教授看他衣著整齊、又戴著一副老花眼鏡，於是問他：你是高幹嗎？是高幹就住高幹樓。父親回答：不是。接著那教授又問：那你是廠長經理嗎？是廠長經理就住保健樓。我父親回答說：“我是普通工人，不是高幹不是大款。”於是那教授說：“那你就進住院部吧，不過現在沒有病床，只能住加床（「注」加床是醫院在病床緊張時，在走廊裡臨時搭起的床鋪）。”

我在網際網路上認識了一位叫陳敏的網友，是《劉文采真相》和《歷史的先聲》等幾部書的作者。陳網友的妻子就在這家醫院的掛號處工作，他們兩口子都是非常熱情而真誠的人。本來我和陳網友也就是在網上聊過幾句天，此時人家知道我父親住院的訊息，趕緊跑過來幫忙。當我們來到住院部時，發現那裡早已人滿為患。我看著人來人往的走廊上臨時搭起來的矮小而狹窄的行軍床，心想在這種環境下不利於父親養病。因此，我和陳敏走出住院部，找找看有沒有條件好一點的病房。

這座醫院有三個地方可以住院，一是四層樓高的“幹部病房”，我以前去過——不是自己住，是探望一個生病的領導。“幹部病房”雖然外表樸實，但裡面條件極為舒適、裝置齊全，連病房也分為臥室、會客室兩間，病區人很少，顯得非常安靜。由於患者多為各級“公僕”，這裡的護理也周到，醫生、護士說話總是輕言細語，甚至不乏討好獻媚者。但這是高幹病房，不但收費昂貴，而且還有級別限制：以前只准某級別以上幹部住，現在雖然在病床不緊張的時候有錢也能住，但一遇有“公僕”住院、床位不夠時，“主人”就必須得騰房子。因此，在這裡住院不保險。

第二處就是一個合資性質的“中外合資××保健中心”，簡稱“保健樓”。這個“保健樓”是一棟約二十層左右的高層建築，顯然是剛剛投入使用不久，裝修得像賓館一樣，病房分單間和標準間。單間我就不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