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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國政治結構之下，最難治理的其實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與官吏能夠不生事，不擾民，能夠清淨無為；只要不給官吏們魚肉百姓的機會，讓他們守住職責不亂來，從而官安其位，民樂其業；那麼，中國人就會像變魔術一樣，生產出無窮無盡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

這套思想與方略為漢文帝與漢景帝所忠實繼承，終於導致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我們無法知道，在司馬光的內心深處是否有這種擔心：官吏們借變法之機，如虎狼出籠一般糟蹋百姓。但是，不管起初他是否因為這個原因反對變法，到後來，他成為堅定的反對派領袖，這個因素肯定發生了重大作用。原因是，隨著王安石變法的漸次展開，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

以青苗法為例。陝西地方官推行時，效果不錯；王安石擔任地方官時，在自己治下地區實行時，也一樣大受歡迎。因此，王安石相當有信心地在全國推行。誰知，結果卻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很快在全國形成了大面積的災難性後果。其原因相當複雜。如果根據史料還原當時的情形，則大體情況是：青苗法肯定是適合農民們需要的，特別是在青黃不接時節，更能顯示其救濟與援助的功效。有錢的人家不需要這種援助，貧苦之家需要，但必須以田裡的青苗為信用擔保或者抵押。這樣一來，風調雨順時，大家自然都很歡喜；而一旦出現天災人禍，發放貸款的官府與使用貸款的農戶雙方，立即同時陷入恐慌之中。官府為了減輕自己的損失和由此產生的責任，唯有逼迫農民一途。農民便只好變賣家當，歸還貸款本息。嚴重者需要賣房賣地，甚至賣兒賣女。最後，導致部分農民流離失所，更使許多農民無力或者不敢貸款。

這樣顯然不行，因為各個地方官府都有固定的貸款準備金，這些貸款本金附帶著必須完成的增值使命一道下達。如果貸款發放不出去，地方官員便無法完成那百分之二十的貸款利息即價值增值的任務，這將直接影響官員們在上司眼中的形象、工作業績與升遷。於是，各地官府及其官員們便花樣百出。其中最普遍的做法是，根據當地農戶的經濟狀況，將他們分成不同的等級，規定不同級別農戶的貸款額度，然後，強令當地富戶與其他不同等級的農戶之間結成利益共同體，由富戶為各等級貧戶提供擔保或者抵押。更有甚者，若干地方官府的官員們，為了提高自己的政績，還欺上瞞下、自說自話地或公開或變相將貸款利息提高到了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

很明顯，這種情形蘊含著相當兇險的潛在後果。它意味著，一旦出現饑荒之後，所有的人家全部會被一網打盡，舍同歸於盡一途，無處可逃。唯有官府可以旱澇保收。而各級政府官員只要足夠心黑手辣，則自然政績卓著。於是，一件本來具有功德性質，明明充滿政治善意的政策，卻在帝國政治體制和各級官吏的運作下，變得面目全非，成了徹頭徹尾的殘害百姓之舉。

對於王安石來說，加倍不幸的是，變法開始後不久，全國各地就連續數年旱、澇、蝗災不斷。受災面積既大，災害烈度亦強。致使遍佈全國的地方官員立即變成真正的虎豹豺狼，在他們毫不容情的追逼之下，受災農戶紛紛傾家蕩產，賣兒賣女賣妻子的情況層出不窮。而且，富裕之家更加成為官吏們鎖定的物件，迫使他們破財免災，或者破產、出逃。由此引發的後果成為十足的災難。

均輸法與脫胎於平準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後，則形成了對城市居民特別是工商業者的打擊。原本立足於平抑物價、抑制大商人重利盤剝的新政策，蛻變成國家壟斷市場、貨源、價格，甚至批發與零售也被政府官員所操縱，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過政府官員這幾道關口。於是，大中小商人一齊步履維艱，其後果當然不難想像。致使城市工商業開始凋零。從時人記載和蘇東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國城市商業與市場一時間相當萎縮而蕭條，社會開始出現動盪不安的局面。

而與漢武帝時代發生的情況類似，也與主張變法者的預期一致的，則是國家財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二十多年以後，宋徽宗趙佶登基不久，宰相蔡京報告說：如今國庫尚有五千萬緡積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儀更加氣派一些。此是後話。

在這種情勢下，帝國管理階層出現的最顯著變化，就是士大夫階層迅速分裂為旗幟鮮明的兩大陣線。幾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除王安石一人之外的幾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全部變成變法的堅定反對派，其中包括王安石最親密的朋友。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曾經在王安石執掌大權之前，給予過他相當無私的極大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