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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顯得可笑的話，就尤其需要小心翼翼。因為誠如我們所知，時代已經完全不同。

第二章都是王安石惹的禍？

司馬光成為王安石變法的堅定反對派之後，曾經以他特有的方式，連續三次致信王安石，勸告他重新考慮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國方略，王安石的反應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從此，二人在政治上分道揚鑣，遂成為政治死地，不共戴天；在個人友情上則徹底決裂，從此終身不再往來，直到公元1086年，二人同年去世。

決裂後，司馬光在神宗皇帝的寬容庇護下，躲到大宋帝國的西京洛陽去，專心致志地致力於《資治通鑑》的撰寫。沒有證據能夠表明，在此期間，他曾經組織或者參與過反對變法的實際活動；他的反對派領袖地位，此時更多地表現為精神領袖的作用。有史書記載說，此時，他極少談論現實政治。

這期間發生的一件事情，表明了他的人格立場：皇帝曾經準備任命他為樞密副使，相當於主管全國軍事工作的第二把手，司馬光堅決予以謝絕。他直截了當地告訴皇帝：除非皇帝準備徹底放棄變法運動，否則，自己不會考慮出任朝廷的任何高階職位。這和王安石除非皇帝準備進行變法，否則拒絕出任朝廷高階職位的做法如出一轍。兩位政治家，同殿為臣，其政治信念、操守、道德文章同樣如此令人仰慕，而政治上的作用力卻完全相反。造化之弄人，實令人感慨萬端。

從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官拜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主持變法開始，到公元1085年即宋神宗元豐八年三月，神宗皇帝去世為止，王安石及其追隨者在皇帝支援下所倡導的變法運動，被稱為“熙寧變法”；其間跌宕起伏，顛三倒四，前後歷時十七年。

神宗皇帝去世後，繼位的哲宗皇帝只有九歲，由宣仁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實際就是垂簾聽政。司馬光在皇帝去世後，由洛陽返回開封，參加皇帝的治喪事宜，曾經被京城百姓數百人攔截在首都街頭，群眾高呼：“請先生不要回洛陽，留下來輔佐皇帝，救救百姓”（27）。史稱，司馬光相當恐懼，迅速離開開封，返回洛陽。

當年五月，司馬光奉堅決反對變法的宣仁太后之命返回京城，開始主持中央工作。到第二年九月病逝前，以一年半時間及其與王安石同樣不聽任何反對意見的精神，將十七年變法新政全部廢除。包括於民於國兩相便利的免役法在內。史稱“元祐更化”。堅決反對變法，但贊成實行免役法的蘇東坡、範純仁等人，建議司馬光區別對待，保留那些經實踐證明合理的新政，免得用另一種方式繼續糟蹋了老百姓。結果，遭到司馬光斷然拒絕。致使蘇東坡、範純仁等人相當惆悵地嘆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意思是，怎麼又出了一個和王安石一模一樣剛愎執拗的宰相（28）。

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細節：王安石不惜與眾多親人、朋友、同事反目，也要忠實於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信念，堅定而執著。如今，司馬光表現出了同樣決絕的堅定與執著。這種政治非理性令人感到極度不安。當這種令人敬重的品質與完全拒絕不同意見相結合時，在這兩位偉大人物身上，同樣使人產生了一種感覺：美好的品格被不適當地、過分地濫用了。於是，政治寬容、理性精神、必要的妥協與長遠的目光全部不見了，堅定與執著變成了執拗與剛愎自用，帝國的政治空氣之中，被兩位政治領袖從不同方向注入了一股同樣強烈的、帶有戾氣的不祥氣息。它是一把雙刃劍，鋒芒所向，絲毫不留餘地，在傷害了對手的同時，勢必同時傷害自己所鍾情的事業。從此，我們只能無奈地看到，在兩位領袖開闢的道路上，他們那些不成器的繼承人，越走越遠，越走越趨向下流。

公元1086年，即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寧府，就是今天的南京去世，時年六十六歲；九月，司馬光病逝，時年六十八歲。此後，到公元1093年，即宋哲宗元祐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導下，帝國政府致力於清除王安石變法影響、恢復祖宗舊制的工作，前後歷時九年。至此，支援變法的政治派別，被時人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一派，則被稱之為“元祐黨人”。帝國政治陷入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公元1093年，宋哲宗親政，這位可能有某種心理生理缺陷的十八歲皇帝，再一次起用變法派人士，全面恢復變法新政，嚴酷打擊元祐黨人，前後歷時六年有餘。蘇東坡等元祐黨人在元豐黨人章惇這位昔日朋友的苛酷荼毒之下，陷入晚年極為悲慘黯淡的境地。以王安石事業繼承人的姿態，出現在帝國政壇最高層的章惇宰相，不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