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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第　３７　頁。

（３）《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第　２６—２７　頁。

（４）《農情報告》，３．４（１９３５　年　４　月），第　９０　頁，載國民政府主計

處統計局：《中國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第　４３　頁。

（５）《農情報告》，３．６（１９３５　年　６　月），載《中國租佃制度之統計分

析》，第　７９　頁。陳正謨：《中國各省的地租》，第　９４—９５　頁。

農，他們租種部分土地。表　１６（１）列出　３０　年代各省租佃率的兩種估計，它

們雖然在細節上有差別，但都清楚地表明，長江流域和南方沿海種植水稻的

省份純租佃發生率比種植小麥的北方各省高得多。①這些省的資料常常掩蓋了

省內由於地區、土質、商業化程度和歷史積累的不同而產生的不少地方性差

異。②還應當指出，類別中的自耕農、自耕農兼佃農、佃農的順序在經濟上不

一定是每況愈下。例如，表　１７　所示全國土地委員會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調查中較

為複雜一些的分類就告誡我們，表　１６（１）中的“自耕農兼佃農”這個名目，

把從租種　１％土地的地主到租種　９５％土地的貧農之間的每一種情況都包括進

去了。山西、山東、河北、河南的農民，人口壓力較小，農場較大，大都是

自耕農，但在家庭收入方面並不比他們在廣東的佃農兄弟更好。租佃與經濟

進步也不是不相容：比如在美國，農場經營者的百分比從　１８７９　年的

各類地權形態戶的百分數

表　１７ （１６　省　１７４５３４４　戶，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

地主

地主兼自耕農

地主兼自耕農兼佃農

地主兼佃農

自耕農

自耕農兼佃農

佃農

佃農兼僱農

僱農

其他

２．０５

３．１５

０．４７

０．１１

４７．６１

２０．８１

１５．７８

０．０２

１．５７

８．４３

資料來源：《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第　３５　頁。

２５．６％增加到　１９４５　年的　３４．５％，他們都是佃農。

幾乎不存在關於變化著的租佃發生率的可靠歷史資料。將地方上的觀察

家、傳教士和其他人士在　１９　世紀　８０　年代編纂的估計與　２０　世紀　３０　年代的估

① 在表　16（1）中，我用了從卜凱的“農業調查”而不是他的“田場調查”中通常被引證的百分比匯出的

可供選擇的估計。後者顯然太低，一方面由於他的例項對南方各省的重視不夠，另方面由於調查的性質使

得比較容易接近的地區支配了資料。

② 關於江蘇的地區差異，見阿什：《中國革命前的土地佔有》，第　11—22　頁；關於山東與河北，見邁爾斯：

《中國的農民經濟》，第　234—240　頁。

計相比較，表明各地租佃率有相當大的差別，但總的來看沒有重大的變化。①

中央農業實驗所的估計僅僅表明有微小的變化。（租種全部土地的農戶，從

１９１２　年的　２８％增加到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的　３０％），這也許沒有多大意義，因為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的資料是用通常的通訊調查獲得的，參加者是成千志願的作物

報告者，其中許多是鄉村教師，而關於　１９１２　年的資料則純屬推測。②拉蒙？邁

爾斯把山東　２２　縣在　１９　世紀　９０　年代與它們在　２０　世紀　３０　年代相比較，揭示佃

戶的百分數在　１３　個縣下降，在　９　個縣上升。①河南、安徽、江蘇和湖北　１９１３、

１９２３　和　１９３４　年的比較資料，表明沒有重大變化：佃農從　３９％增加到　４１％，

自耕農兼佃農從　２７％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