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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

匪勢力。

被通常稱為白狼的這個人，作為在河南南部取得了勝利的盜匪首領出現

在辛亥革命後，１９１２　年夏擁有大約　１０００　名追隨者。①擁戴白狼的那一群人似

乎同許多其他盜匪集團一樣，是貧苦的、無地的農民和被遣散計程車兵。１９１２

年他那一夥人的政見是反共和、親清廷的。他們的一個口號是：“為大清朝

廷辛亥蒙冤報仇”。②辛亥革命在社會方面的保守主義，以及在新秩序下給予

士紳階層的許可權，使最受壓迫者的這種政見可以被理解。但是，由於國民黨

在　１９１３　年同袁世凱對抗，革命黨人和白狼開始發生聯絡。後來，由於反對革

命黨人的遍及各地的恐怖統治跟著袁的勝利而來，許多人加入了白狼集團，

白狼集團被引導參加了隨後的革命戰略行動。

從袁的恐怖統治下逃出的難民和被遣散計程車兵人數增多，結果白狼幫夥

變得強大起來了。作為單純匪幫，它是當局的一個麻煩，與許多這類可以控

制的、即使是持久的麻煩相比較，幾乎沒有什麼不同。它同革命黨人的聯絡

以及反袁的政見，使情況在兩方面有所改變。鎮壓這個擴大了的幫夥，成了

中央政府的特殊任務。這支匪軍在河南南部建立了根據地，那裡有當地的關

系，有居民的保護性支援，但在根據地以外的地區去冒險，就容易被孤立，

被各個擊破。１９１３　年　１２　月和　１９１４　年　１　月，這夥人攻入安徽，引起幾個省的

圍剿。１９１４　年　３　月其主要分遣部隊轉而西進，這明顯地是受到、至少是部分

地受到孫逸仙提出的在四川建立根據地的要求的鼓勵。擁有　３０００　至　１００００

戰士的主力部隊，由於當地人在白狼出現在他們地區的時間內一夥一夥地參

加進來，人數得到幾倍的增加，勝利地跨越了陝西。它進入四川的通道被切

斷，在甘肅遭到居民的敵視，因為民族上、宗教上都與白狼集團不同，那裡

的地方主義增強了。垂頭喪氣的殘部，在試圖返回陝西、河南時被追捕。白

狼本人於　１９１４　年　８　月身亡，不是死於早些時候在戰鬥中負的傷，就是由於有

人向政府軍告密；政府軍幾十萬人困窘地花費了很長時間去驅散他的小股力

量。

③ 黃遠庸：《遠生遺著》，重印於吳相湘編：《中國現代史料叢書》，2，第　246　頁。

① 對白狼幫夥的這種敘述是根據菲利浦？理查德？比林斯利：《1911　年至　1928　年中國的盜匪活動，特別

論及河南省》（里茲大學哲學博士論文，1974　年　4　月）。又見愛德華？弗裡德曼：《退向革命：中華革命

黨》，第　117—164　頁。

② 比林斯利：《中國的盜匪活動》，第　373　頁。

從白狼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辛亥革命未能消除社會動盪的根源和部

分居民的絕望心理。因為革命幾乎沒有認識到這些問題，我們可做這樣的推

測。白狼在家鄉外的地區，既能在當地土匪團伙中，又能在政府軍的隊伍中

成功地贏得支持者，就證明了這一點。我們還可以看到，革命黨人的反袁鬥

爭仍在持續。流亡在日本的孫逸仙及其人數減少了的追隨者，力圖使火種在

國內燃燒不滅。同像白狼這樣的幫夥——他們的不滿主要是社會方面的，而

不是政治方面的——建立聯絡，構成了他們的策略之一。

如果袁把他的敵人限制在不屈不撓的革命黨人和社會上投匪謀生的被壓

迫者的範圍內，他的政權或許已經在其餘的中國廣大社會階層中紮下了根

子。但是，袁把順利運轉的官僚秩序想象得如此美妙，以致不容許這種節制。

正如他不加區別的恐怖運動所暗示的那樣，他是按照這麼一個設想行事，即

中國的毛病遠不止地區性的匪患和革命黨人的密謀。參與政治的全部現象已

經不復存在。士紳階層和社會地位較高的其他部分居民，包括商人，被迫放

棄了正式代議制機構建立大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