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部分(第2/4 頁)

２　年　１　月光復各省的首都南京。例如，孫逸仙當了南京臨時革命政

府的總統，從　１　月直到　４　月政府解散。後來，他同少數幾個傑出的革命家一

樣，在北京袁世凱新的共和政府中接受了一個職務。就孫而言，他當了發展

鐵路的督辦，這是一個沒有多少份量的職務，但明顯符合他要集中精力於社

會關切的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的意向。黃興是南京政府的陸軍總長，後來留

下被袁世凱任命為南方軍隊的留守。他忠實地在南京地區裁減軍隊，裁減到

撥給他的經費所允許的程度，後來在　１９１２　年　６　月辭職。宋教仁在南京時起草

了治理新秩序的憲法，１９１２　年春他與同盟會其他幾個老會員一起，在北京參

加了新的共和內閣。

不論是密謀者的角色，或者是行政官員的角色，都沒有為革命黨人提供

持久的、顯要的地位。除少數幾個省他們還在管事或者還有強大影響外，民

國元年時的趨勢是，在革命黨人手中的那部分行政權力越來越削弱。唐紹儀

在　１９１２　年　６　月底由於與袁的衝突辭去內閣總理時，來自南京的內閣閣員也追

隨唐退出政府。袁在北京對民政、軍政的控制，使辭職成為唯一可行的道路。

因此，有經驗的革命家要指望透過和平的方式恢復其全國性的政治影響，就

得組織政黨，而不能靠官僚機構的特權。

同盟會在　１９１２　年　３　月正式將自己從革命團體改造成為公開的政黨。被袁

世凱挑選擔任總理的唐紹儀，作為北京方面和革命黨人之間商定的安排的一

部分，參加了這個黨。但它在臨時參議院中是一個少數黨，儘管它同其他同

情它的集團聯合在一起能調動多數。１９１２　年　８　月在宋教仁領導下，一個以同

盟會為核心的新黨建立了。它吸收了四個較小的黨，並採用了新的名稱：國

民黨。

這次改組不僅是形式上的。新黨是妥協的結果。它的政策看來明顯不如

同盟會激進。孫逸仙關於地租和地權的政策不提了，這些政策儘管溫和，仍

然使出身於上層社會的人坐立不安。從黨的綱領中刪除了“男女平權”的主

張。“力謀國際平等”的提法因提出了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問題而被軟化為“維

持國際和平”。同盟會綱領中“行政統一”的號召，被更加含糊的鼓勵“政

治統一”所取代，而支援“地方自治”的提法卻仍然保留。這些改動是保守

的，但具有獨特的、完全不同於袁世凱的社會政治傾向性。宋教仁違背了一

些老革命黨人的願望，把基礎放在拉攏在社會方面保守計程車紳階層的選民

上，而這部分選民早已把賭注押在地方自治和參政上了。革命黨人為了使革

命具有政治上激進而社會方面保守的性質，調整了自己的立場。黨經過這樣

一番徹底改造之後，在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　年冬的國會選舉中取得了重大勝利。

在革命領導人的眼中看來，民國元年可以被認為是一連串的退卻。就在

革命本身的過程中，力量也沒有被利用到最大限度以謀求全面勝利。（很多

革命力量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首先響應革命黨的領導人。）重組當局時，

權力似乎越來越多地從革命黨人手中滑掉了。直到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　年冬的選舉，

這種趨勢才得到改變。甚至在那時，有些革命黨人還對透過選舉道路取得政

權有懷疑，懷疑選舉道路會沖淡對革命的信仰。①但是，當我們用另外的眼光

看這一年時，同盟會卻顯得更加強大些。

在民國的最初幾個月裡，一些主要的非同盟會黨團紛紛試圖合併，但沒

有取得多大成功。政團之一是民社，它是以湖北都督、新的民國副總統黎元

洪為中心組織起來的。這個政團出現於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它表明了湖北省的領導

脫離了同盟會。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黎元洪作為第一個革命政府的首腦有

威信，作為一支相當大的軍隊的統帥有力量。

另一重要集團是統一黨，其支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