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懋可和施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第　241　頁。

① 郝延平：《19　世紀中國的買辦：東西方之間的橋樑》，第　102　頁。

人階級的社會地位低下，阻礙了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轉變。當然，不能把

儒家對商業的譴責看得過於認真。多少世紀以來的實踐一直在和死板的原則

相對抗。②實際上，商人對國家權力的臣服並不表現為商業活動受到壓制，而

是表現為各種形式的控制與合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１７　和　１８　世紀的食鹽貿

易。不過，這種臣服還是為主動性與發財致富留下了廣闊的餘地：揚州商人

的豪富與權力便是明證。①或者經官僚階層提拔，或者透過科舉與捐官的道

路，商人階級中許多成員離棄自己的出身而爬上社會階梯。不過這種向上爬

的運動部分地為紳士階層中一些成員相反方向的運動所抵消，這些人暗中或

間接地投身於商業活動。

１９　世紀末，以官僚和紳士階層為一方與以商人為另一方的合作增強，並

部分地相互融合，結果產生了商業資產階級。在政府的倡導下，在現代經濟

部門中出現了混合企業（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它們由公私兩方共同出資，

在上級官員的監督下由商人經營。隨著歲月的流逝，這種官僚資本主義變得

不那麼制度化了。當　２０　世紀最初十年這種制度發展到它的最先進形態時，這

類企業領導人的亦官亦商的雙重依附關係構成了官僚資本主義的唯一基礎，

張謇或嚴信厚②就是例子。這一新的城市紳商群體的出現，受到　１９　世紀中葉

大規模捐官和　２０　世紀初提高商人社會地位（１９０３　年的詔書）的認可和鼓勵，

也受到官吏和退職官吏對經商表現出的日益增長的興趣的鼓勵。

在這一新的混雜的階級裡，各種成分的力量對比處於不斷的變動中。在

２０　世紀的初始階段官吏們看起來處於主宰地位。上海和廣州的各種慈善團體

（愛育善堂）、作為市政參議會雛形的上海中國轄區的總工局，都有官吏擔

任首腦，甚至還有官員擔任新出現的商會會長（清末商會的總數已達　８００　左

右）。③但是在以後的年代裡，由於科舉制度的廢除（１９０５　年）、中央政權

的衰落，以及各地區的軍事化，官僚階級受到削弱。商人們在城市精英中的

重要性開始增加。他們對　１９０５　年反美抵制運動的干預，說明了他們在經濟領

域和政治領域不可輕視的影響。加入了資產階級隊伍的官吏或他們的子孫的

行為越來越像公司首腦和私人資本家，曾國藩的外孫聶雲臺在　１９２０　年前後成

了中國工業僱主們這個龐大的集體的主要領袖和代言人之一。

條約口岸的作用

中國資產階級的形成也有外部環境的原因，即外國的干涉和條約口岸內

的租界的成長。

在明朝最初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沒有開花結果，沒有促成一場技術革

命，也沒有產生現代資產階級就枯萎了。歷史學家們對這一挫折的原因至今

還沒有清楚的說明，他們各執一詞地歸咎於官僚主義的壓迫（Ｅ．巴拉茲），

制度運轉不靈（費惟愷），原料缺乏以及習於常規辦事的小生產者和資訊比

較靈通的商人之間缺乏配合（伊懋可），甚至還有認為是缺乏能源的。①充其

② 陳錦江：《中國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業》，第　15—25　頁。

① 何炳棣：《揚州的鹽商：18　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