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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恐慌。③和任何省商會頭面人物

被僱傭軍頭子們勒索時一樣，上海資產階級也一籌莫展。在這一事件中，店

主和金融家們在拿槍桿子的人面前所固有的弱點，因內部分裂引起的分歧而

⑤ 《北華捷報》，1926　年　11　月　20　日。

① 卡爾？曼海姆：《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論文集》，第　2　章。

① 約瑟夫？費尤史密斯：《商人聯合會與國民黨在上海的統治的建立》，（向　1978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亞洲研究學會芝加哥年會提交的論文）。

② 伊羅生：《中國革命的悲劇》，修定版第　2　次印刷，第　166　頁。

③ 小帕克斯？科布林：《國民黨政權和上海資本家，1927—1929　年》，《中國季刊》，77（1979　年　3　月），

第　1—24　頁。

更加重了。商會已經失去了以前所擁有的政治威信。蔣介石和這些組織一個

一個地分別談判，使它們不可能進行什麼反抗而逐個被吸收進國民黨的機構

中。另一方面，蔣介石在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下半月對資產階級的壓迫，卻又好像是

資產階級內部派系自相火併的繼續。向傅筱庵發出了逮捕令，沒收了他的大

部分貨物，取消了他當選的上海總商會會長的職務並將總商會置於管制之

下，這一切都令虞洽卿和他的朋友們感到很滿意。這一派在　１９２６　年被剝奪了

對商會的領導權，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底，當他們當中的三人虞洽卿、王震（一亭）

和馮小山（培熺）奉命參加負責監督商會活動的政府委員會時，又重新控制

了商會。

以前每當政府濫用職權時，資產階級總是極力加以譴責並起而鬥爭，這

次他們卻沒有反抗，因為這一次符合他們中最大一個派別的利益。１９２７　年，

資產階級不只是背叛了無產階級，也背叛了它自己。資產階級由於交出了全

部政治自主權，很容易受到他們自己幫助復興的國家權力的打擊。

官僚主義的恢復與資產階級的衰落，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

長期以來，南京政府治下的十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被看作是資產階級的

極盛時期。３０　年代的觀察家和新聞工作者同意的這一論點，也為研究這一時

期的大多數歷史學家所接受。遲至　１９７５　年，瓊？切斯諾還寫道：它的（國民

黨的）權力是建立在保守的管理人階級和親西方的企業家階級的聯盟基礎之

上。①按照這種理解，商業資產階級，特別是上海的資本家，和地主是這一政

權的主要支持者和受益者。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學家們一般採用相似的解釋。②他們在修辭上謹慎地滿

足於譴責買辦和官僚資本家，但是事實上很清楚，整個資產階級都被牽連進

了所假定的對蔣介石政權的支援。在共產黨的歷史學家眼裡，的確，正是對

這一政權的支援，賦予了這個或那個企業家以買辦或官僚的特性。誰也不知

道原來的民族資產階級其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不可思議地從政治和經濟

舞臺上消失了。

最近的研究①已經開始重新考察國民黨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關係這個困難

的問題。這種修正後的論點的極端形式認為，“城市經濟勢力並沒有控制或

有效地影響過南京政權”，並認為，蔣介石政府只關心“從政治上削弱城市

精英和榨取國民經濟中的現代化部門”。②

如果這種修正後的理論，如我們所相信的那樣，是有充分根據的，那麼

資產階級國民黨政權這種看法為什麼會如此長期地被廣泛接受呢？解釋的困

難顯然證明了這個難以分析和描述的政權確實有其模糊不清之處。當一位歷

史學家失去信心時，他很可能會問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論述一個沒有階級基礎

的政權。③但是這種誤解似乎是中國人自己故意促成的。急於把中國的發展描

述為符合馬克思主義客觀規律的中國理論家們，試圖證實存在一個資產階級

階段，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