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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一權力的第一批犧牲者。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商人們並

不準備直接承擔傳統一直把他們排斥在外的政治責任。他們的捲入只不過是

短期的。

在這場波及整個政治體制的普遍危機中，這種權宜之計證明是無效的。

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不但還在繼續，而且越來越糟糕。廣東省完全變成了

“海盜共和國”。①商人們曾經企圖廢除的厘金制度，又在商捐或統捐的新名

目下出現了。由於政府沒有正規的財政收入，商人們也無力獨自長期承擔公

共行政開支。爭取安定的努力和統一市場的計劃，由於地方政權之間缺乏協

作和不關心農村而註定要失敗。在中國的各個省份裡，商人階層的權力不可

能取代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權力。他們所能做到的只不過是力圖對具有破

壞性的無政府狀態加以限制。和過去一樣，無政府狀態仍然是帝國體制的唯

一替換物。

上海的資產階級和南京政府

在上海，組織得更好的更強有力的商界精英在擺脫了過去的束縛以後，

繼續享受到租界內的安全和秩序。他們抓住革命提供的機會，力求實現其在

本地和全國的雄心。

在　１９１１　年帝國的駐軍被打敗以後，公共租界和華界裡的主要商人毫不遲

疑地參加了陳其美將軍組織的軍政府。陳聘請總商會的董事們擔任他的顧問

（虞洽卿和周舜卿）。他將財政事務付託銀行家朱葆三和沈縵雲等人主管，

並由一位買辦鬱屏翰協理；將商業管理交給船東兼工業家王一亭。市政管理

則歸公共工程承包商李鍾珏和糧商顧馨一負責，他們成了陳的顧問。②

上海地處中國沿海，有世界主義傾向，現代化，是最適合於資產階級的

環境。置身其中的上海資產階級竭力要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力量。如果條

約口岸真像一些作者所說那樣，是與內地互不交通的外國飛地，上海的商人

們也許就不會夢想把他們的活動推廣到全中國了。但是沿海的經濟卻在相似

的程度上既指向內地又指向海外。其繁榮同樣地既依賴於各省又依賴於同外

國的聯絡。這種經濟上的一致性加強了民族統一的需要和願望。上海的資產

階級接受了孫逸仙的共和綱領，並參加了他的現代化努力。他們和孫逸仙一

樣，並和他一起為塑造一個新的中國而呼籲海外華僑給予援助；他們想要控

制廣袤的內地，並將其按沿海的形象加以改造，以便那裡的資本主義和民主

的萌芽最終能夠開花結果。

上海商人據估計資助了約　７００　萬兩白銀。①促成了孫逸仙於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① 讓？羅德：《中國革命生活的狀況，1911—1914　年》，第　301、117　頁。

② 小島淑男：《辛亥革命時的上海獨立與紳商階層》，《東洋史學論集》，6（1960　年　8　月），第　113—134

頁（《中國近代化的社會結構：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特輯）。

① 《北華捷報》，1912　年　7　月　13　日，第　109　頁；1913　年　3　月　1　日，第　650　頁。貝熱爾：《中國的資產階

１　日在南京宣佈建立中華民國，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這個新建立的

自認為是全國性政府的綱領，重複了同盟會綱領的內容。孫逸仙在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發表的宣言中，譴責愚昧的清帝國“賊害吾民，以圖自利，宗支近系，

時擁特權……又復徵苛細不法之賦稅，任意取求，跡近擄劫。商埠而外，不

許鄰國之通商。常稅不足，更斂厘金以取益，阻國內商務之發展……”孫逸

仙保證：“吾人當更張法律……改良財政，蠲除工商各業種種之限制……”②

在新任命的實業總長張謇的倡議下，設立了工政司，將中央政府的指示

貫徹到各省並協調它們的工作。③銀行家沈縵雲從海外華僑募得　５００　萬美元，

在孫逸仙和上海總商會會長周金箴①的共同支援下建立了中華實業銀行。可是

南京政府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