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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所決定的現象。這個階級的出現正值自西方引進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

義在全國傳播，在　１８　至　１９　世紀的西方，這些思想的形成一般是和民族資產

階級取得政權聯絡在一起的。作為由青年知識分子和部分新軍軍官介紹進來

的思想體系（不是沒有歪曲和遺漏）的繼承者，中國資產階級力圖將這種引

進的意識形態與本國的實際聯絡起來。反清領袖們所宣揚的民主、憲政和民

族主義正與資產階級的願望吻合，使他們急速覺悟的過程相應地加快了。

資產階級十分活躍地支援反對派。改良派和革命派同樣從他們的支援中

得到好處。當意識形態正在摸索中形成的時候，當綱領的模糊不清尚待著名

人物的影響來彌補之際，資產階級表現出遲疑不決是不足為奇的。在下層資

產階級與上層資產階級之間，在買辦與民族企業家之間，並沒有嚴格的分界

線，改良派資產階級和革命派資產階級之間的劃分似乎也很難預測：在這裡，

也像在許多其他領域裡一樣，私人關係在起作用，因此，反對派的領袖們在

頻繁旅行中和商人階級建立聯絡就很重要了。不過在革命前夕，改良主義似

乎為大陸上的資產階級所擁護，而移居海外的華僑則表現得更激進。在條約

口岸裡的企業總是密切地和紳士階級結成聯盟，與他們一樣信仰真正的社會

保守主義，並無疑對整個中國的局勢抱更現實的觀點。透過商會，商人們在

立憲運動中甚為活躍；１９０９　年他們被選入省諮議局，１９１０　年又參加了爭取召

開國會的鬥爭。①

海外華僑夢寐以求的是用建立最現代化的政治與經濟組織的方法，恢復

祖國的國際威望。香港、橫濱和新加坡的華僑首先從財政上支援孫逸仙的活

動。１９０５　年孫逸仙被知識界和軍界接受以後，他和商人們的牢固聯絡仍一如

既往。當然，海外華僑參加反對派中的激進派這一事實，不可強調得太過分。

改良派領袖康有為和梁啟超也能贏得他們的海外同胞的理解，並從他們那裡

得到很多財政援助。此外，在清朝政府的最後幾年中，有志改良的大臣們也

在海外找到可貴的合作者，如富商張弼士從新加坡回國，幫助盛宣懷發展國

家的鐵路系統和建立商部。①而中國境內條約口岸裡的商人們雖然參加了憲政

運動並支援改良政策，卻也並不妨礙他們在時機到來時轉而投身革命陣營，

支援起義，並管理地方事務以等待新政權的建立。

商人與革命起義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武昌起義是由軍界發動的。商人們並沒有直接參加，

雖然他們促成了導致革命爆發的局勢。１９１１　年春夏震動了四川省的反對鐵路

國有化風潮，得到了重慶和成都的商會和各同業公會的積極支援。是年　１０

月，武昌商人迅速地起來支援軍隊的起義者。１０　月　１２　日，起義者向商人提

出保證，宣佈：

①M。克萊爾？貝熱爾：《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辛亥革命》，第　53　頁。

① 陳錦江：《中國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業》，第　131、164、168、183　頁。

虐待商人者，斬；妨礙商務者，斬；企圖關閉商店者，斬；促進貿易者，賞。②

作為對這一保護的回報，商人們參加維持秩序，並組織民兵搜捕搶劫犯

和縱火犯，商會會長甚至被任命為治安負責人。商會立即向起義者貸款白銀

２０００００　兩。

在上海，資產階級與革命者的合作不是在起義以後，而是在以前為它鋪

平了道路。①

１９１１　年　４　月，商人們與同盟會領袖陳其美、朱少屏，銀行家沈縵雲建立

了聯絡。沈縵雲是新成立的愛國組織中國國民會的正式代表，他還是商務總

會的一名董事和上海華界（即租界以外由中國政府管轄的地區）自治公所的

成員。同時，對　１９０６　年建立的商團進行了改組，將其置於統一的領導之下，

原來估計為　３５０　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