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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由情況需要所決定的時間順序，加強它在無產者、農民和士兵，以及它領

史論》（此後作《史論》），1，第　26—27、31　頁；張國燾：《我的回憶》，載《明報月刊》（此後作《明

報》），6，第　6　頁；或見張國燾：《中國共產黨的崛起》（英文），1，第　136—152　頁。

① 理查德？C。卡根：《陳獨秀未完成的自傳》，《中國季刊》，50，第　295—314　頁；阿德里安？陳：《發

展》，第　45　頁；許華茨；《中國的共產主義》，第　10　頁以下各頁。

② 舉例來說，邁斯納《李大釗》第　204—205　頁指出，李號召青年去鄉村工作，絲毫沒有談到組織問題。

③ 郭華倫：《史論》，1，第　95　頁。

④ 一般認為“二大”是　1927　年　7　月　16—23　日在上海召開的——譯者。

⑤ 第二個章程的全文載於陳公博：《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第　131—135　頁；回譯成中文，載王健民：《中

國共產黨史稿》，1，第　52—55　頁；韋慕庭與夏連蔭：《檔案》，第　104—109　頁。

① 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產黨史，1921—1972　年》，第　67—68　頁。張國

燾略有出入地列入了以下組織上的變動：中央在“四大”以後包括書記處、組織部和宣傳部，以及《嚮導》

週刊的編輯；勞工部和農民部分別在五卅運動之後和　1926　年春設立。《明報》，13，第　89　頁。

導的婦女和青年小資產階級群眾組織中的力量基礎。但是黨不得不保持其集

中制；否則它遲早會發現自己面對反動分子而無能為力。儘管關於陳領導之

下的黨的生活的歷史記載很少，僅有的少數資料還是展現了創始人管理一個

組織鬆散的政黨的情況，自上而下的聯絡渠道比自下而上的更加順暢地起著

作用。在頂層和中層，中國共產黨更多地依靠與陳和李大釗的私人關係（在

大多數情況下，這是導師與其追隨者之間的關係），而不是依靠不帶個人色

彩的紀律。事實上，一旦這些聯絡紐帶由於其他原因而被削弱，有關的成員

便會顯示出一種脫離組織的傾向。②李大釗和黨的北方支部與上海的中央幾乎

沒有任何有記載的接觸，多多少少處於獨立狀態。即便是　１９２７　年初佔領漢口

英國租界這樣一個意義深遠的重要行動，也既未經中央的籌劃又未經其指

導。①此事僅僅四個月以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擴大會議還對大大擴充套件了

的黨在組織上的缺陷表示了嚴重的關切。領導層表現出一種官僚主義的傾

向，而有些同志甚至犯有侵吞和貪汙的罪行。②

黨希望在基層的小組當中見到一種新的人生哲學的發展，在作風上應當

是集體主義的而非個人主義的，成員的觀點應當是客觀的而非主觀的，而且

對黨絕對信任而不懷疑。事實上，小組主要處理實際工作而放棄了理論訓練。

③那個層次的生活，在許多情況下仍是沒有組織而且隨便的。陳關於嚴密的黨

組織的看法，似乎更接近於羅莎？盧森堡而不是接近列寧。例如，根據現有

的檔案，在陳任書記職務期間，沒有什麼地方提到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法。

④主要的決策由定期召開的代表大會和執行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作出，陳與其書

記處中的同志們則完成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陳辭職以後，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７　日召

開的會議批評他的領導作風是“家長式的”和“獨斷專行的”，他的組織路

線是“不民主的”。這反映了新一代經莫斯科訓練的領導人的觀點，他們在

黨的生活中的經驗，尤其是從批評與自我批評方面來說，很不相同。

② 陳公博：《寒風集》，第　226　頁；棲梧老人：《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新觀察》，13（1957

年　7　月　1　日）；托馬斯？C。郭：《陳獨秀（1879—1942　年）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第　255　頁。

① 邁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