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部分(第2/4 頁)

安德魯？詹姆斯？內森：《華洋義賑會史》，第　40—56　頁。

① 滿鐵調查部：《山東農村和中國的動亂》（大連，1930　年），第　20、27　頁；拉蒙？H。邁爾斯：《中國

的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業發展，1890—1949　年》第　278　頁引用。

② 邁爾斯：《中國的農民經濟》，第　278　頁。

國際上的脆弱地位的反應。此外，很多軍閥也傳播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口

號，作為使他們的行動合法的手段。不論軍閥們的真實動機如何，他們這樣

做也培育了這種思想：中國人應當關心國家的情況，探索國家的目標。例如，

一箇中國將領回憶說，他在　１９１２　年投軍時只是為了謀生，但在聽了他的指揮

官馮玉祥的愛國演說以後，終於從國家方面來看待軍隊了。③

但是軍閥的活動也促成了中國民族主義中的強烈尚武因素。儘管軍閥們

證明不能建立國家的政治權力，但他們也阻止非軍事集團做這樣的事情。他

們以這種方式對中國政治鬥爭的進一步軍事化起了促進作用；繼承尚武精神

的是更多的軍國主義者。國民黨為了和軍閥競爭，不得不發展強大的軍事權

力，在這一過程中軍隊終於控制了黨。共產黨人為了和國民黨以及　１９２８　年以

後繼續存在的軍閥主義殘餘競爭，也不得不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

但是，歸根結底，這種軍事化並不是深刻而經久不變的。軍閥統治不能

作為例子說明在中國社會的核心有一種持久動力，它保證唯有軍隊起強大的

政治作用。曾經有人認為，“軍閥證實了這樣的事實，在近代中國政治力量

不能與軍事力量分離……而且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夠發現怎樣使軍隊退

出中國政治舞臺中心的秘密”。①反面倒是正確的：軍閥們的失敗表明，單獨

的軍事力量不是中國政治力量的適當的基礎。

在中國歷史上，以前許多世紀的改朝換代時期都有許多和近代軍閥很相

似的人物，但他們最後都為統治統一國家的中央集權的文官政府讓了路。在

２０　世紀，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第一次在這個傳統的過程中起了作用，但並沒

有改變這一結局，即文官的統一。民族主義只強調國家統一的緊迫性，所有

軍閥也都承認這一事實，或者最起碼也口頭承認這一事實。儘管一些省和地

區的軍事首腦宣佈獨立——有時是正式分裂——也沒有一個曾經宣佈成立新

國家，乃至於表示他的分裂將是永久的。國家統一的情感如此深厚，以致有

些首領爭辯說，地方主義因增強國家一些個別地區而有益於國家，這種論證

只有假定最終恢復統一，才說得過去。軍閥們也公開宣告他們要對有效的文

官政府效忠，從而承認這種有力的文官統治傳統。儘管中國的政治鬥爭因軍

閥們的參與而暫時軍事化，中國爭奪權力的最後勝利者共產黨也堅持一條基

本原則，黨應指揮槍。軍閥們的地方勢力對中國的地區分割沒有起多大的加

強作用。事實上，地方主義傳統上在中國就很盛行，即使是在中央權力很強

大的時候。地理的獨特性、經濟利益、語言差異、種族和文化的模式，這一

切都促進了忠誠於——歸屬於——地區的感情。存在一種“分層次的忠誠”

體系：對省、對多省的地區、對省內地區以及邊緣地帶地區的忠誠。但一般

來說這些並不是政治上的忠誠，這是它們為什麼能夠和有力的中央政權共存

的原因。只有當中央權力崩潰時，傳統的地方主義才獲得重要的政治意義。

在統一的中國裡具有文化和經濟重要地位的區域性單位，成了國家解體而成

的自然單位和軍閥轄區的自然基礎。但是這些地區在統一中國之內正常存

在，正是這一事實意味著軍閥的地方主義，與其在其他方面相比，是破壞性

較小的力量。不是地方主義必然對恢復國家統一起破壞作用，而是獨立的軍

事力量有賴於地方主義。①

③ 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第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