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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二將就輕易地攻佔了黃河西岸。由於有了徐、朱二將的牽制，敵人無法在河西攔擊，我軍得以順利北渡黃河。接著，我軍又以兵車相連，立木為柵，作了一條甬道，把兵員向南推進。這樣做既造成了敵方無法攻擊的條件，又故意示弱於敵人。渡過渭水後，我們修築了堅固的堡壘，敵人挑戰我們不出去應戰，是為了使敵人產生驕傲輕敵的心理。可笑的是，敵人不去修築營壘，卻來要求割地講和。我答應他們求和的要求，目的是為了使他們放鬆戒備，我們計程車兵也可以乘機養精蓄銳。最後，時機來到，我軍集中力量展開攻擊，就產生了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的效果。用兵之道千變萬化，是不能夠墨守成規的！”

諸將聽了，無不點頭稱是。此外，戰事初起時，關中諸將每開到一部，曹操就顯得喜形於色，諸將對這一點也不理解。曹操解釋說：

“關中地域遼闊，如果敵人各自憑險據守，我們要一個一個地去收拾他們，沒有一兩年的工夫是不行的。現在他們自動集中到一塊來了，人數雖多，卻是一盤散沙，沒有一個統一的指揮，我們一舉便可以把他們消滅，這比一個一個地去收拾他們容易多了，我怎麼會不感到高興呢？”

諸將聽了，更加表示歎服。的確，曹操不僅是從戰役的角度考慮問題，而且從戰略的角度考慮到了消滅關中全部敵人以佔有整個關中地區的問題，眼光是相當深遠的。

曹操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也在這一次戰役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知己知彼，善於發揮己之所長，攻敵之短，使敵人的優勢和長處發揮不出來。正面牽制、側面迂迴、分化瓦解等戰術無不運用得相當成功，從而處處陷敵於被動，將戰鬥的主動權自始至終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裡。胸有成竹，鎮定自若，充滿必勝信心，這種精神狀態和性格修養對保證戰鬥的勝利也起了一定作用。（當然，北渡黃河時只留下許褚等百餘人同自己一起在南岸斷後，陷入極端危險的境地，帶有麻痺輕敵的成分，則是並不可取的。諸葛亮後來在《後出師表》中說曹操“殆死潼關”，《三國志·魏書·許褚傳》說“是日，微褚幾危”，都指出了當時極有可能出現的嚴重後果。）這些都表明，經過官渡、赤壁等大戰考驗的曹操，積累了豐富的戰爭經驗，指揮藝術更加成熟了。

當然，曹操所面對的不是象孫權、劉備那樣的強勁的對手，這也是他能夠得心應手地擺佈敵人、比較容易地戰勝敵人的一個重要原因。關西聯軍人數雖不算少，士兵的戰鬥力也並不弱，但缺乏統一領導、統一指揮，不能協調行動，團結對敵。加之曹操施行離間之計，導致互相猜疑，更影響了戰鬥力。馬超其人，勇力有餘，智謀不足，韓遂等人則更是等而下之。作為一個高階軍事指揮員，其智謀比起勇力來是更為重要的東西，誠如克勞塞維茨在其《戰爭論》中所指出的：“指揮官的職位越高，智力、理解力和認識力在他的活動中就越起主導作用。”即使是在古代戰爭中，高階軍事指揮員也必須善於運籌帷幄，光憑勇力是不可能在戰爭中取勝的。還必須指出的是，不僅馬超等人自身缺乏謀略，他們身邊也沒有象樣的謀士相助，這同孫權、劉備身邊都有一個“智囊團”的情形也形成了鮮明對比。因此，他們在決戰中自不免要常常被曹操算計，其失敗也就是必然的了。

建安十年（205）經荀彧推薦被任命為河東太守的杜畿對保證這次戰鬥的勝利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次西征軍糧就近由河東負責供應，河東不僅滿足了戰鬥的需要，而且在戰鬥結束後還剩下糧食二十多萬斛。曹操對此非常讚賞，特地下令給杜畿增加俸祿：

第十五章平定關隴（6）

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

“禹，吾無間然矣”出自《論語·泰伯》，意思是“對於禹，我沒有什麼可挑剔的了。”“增秩中二千石”，即使俸祿從太守本來的俸祿標準二千石（實際是一百二十石）增加為中二千石（實際是一百八十石）。杜畿的俸祿一下子增加了二分之一，達到了九卿的待遇標準，表明了曹操對杜畿政績和功勞的充分肯定。

四隴上破馬超

曹操打敗關西聯軍後，率軍進入長安。十月，北上征討逃往安定的楊秋，將安定城團團圍住。楊秋自知不是對手，開城投降。曹操鑑於大局已定，對楊秋採取了安撫利用的策略，恢復了他原來的爵位，讓他仍然留守安定。

曹操本來打算繼續西進，追擊馬超和韓遂，不料這時在河間爆發了以田銀、蘇伯為首的農民起義，波及幽、冀二州。曹操唯恐後方有失，於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