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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苦於不知足。我們既然已經得到了隴，難道還希望得到蜀嗎？”

“既平隴，復望蜀”是光武帝劉秀曾經說過的一句話。《後漢書·岑彭傳》載，建武八年（32），岑彭跟隨劉秀###隴西的隗囂。攻下天水後，隗囂逃往西城，劉秀又進圍西城。這時，佔據蜀地的公孫述派大將李育前來救援隗囂，駐兵上邽。不久，劉秀因事要先回洛陽，臨行給岑彭寫了一封信，說：

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

意思是要岑彭在攻克西城、上邽後乘勝前進，進攻盤踞蜀地的公孫述。後來，隗囂和公孫述都相繼被消滅了。曹操借用這句話，意圖卻完全相反，不是贊成在得到漢中後立即向益州進攻，而是主張採取慎重態度，暫且按兵不動。

第十六章爭奪漢中（6）

曹操一舉攻取漢中，益州受到強烈震動這是必然的。曹操進駐南鄭七天後，有從蜀地投降過來計程車兵說：

“蜀中一天要發生幾十次驚亂，劉備雖然動刀殺人，也不能使之安定下來。”

當時曹操似乎對未能及時出兵益州有些後悔，曾問劉曄是否還可以再出兵。劉曄認為，現在益州已經初步安定下來，不能再進擊了。後來頗有人替曹操惋惜，如裴松之就說：

魏武后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正，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捲之會。

意思是曹操坐失了良機，不然益州轉瞬之間就是他的了。得到了益州，荊州、江東也就勢難堅持，曹操完成一統天下的大業也就有望了。其實，這種想法是並不符合實際的。曹操在這個問題上，既考慮了眼前的困難，也考慮了長遠的困難，審時度勢，知難而退，作出的是一項正確的戰略決策。

從眼前困難來說，曹軍經過千里轉戰，進入漢中時已經相當疲勞。蜀中險阻，並不亞於進取漢中所經歷的險阻，以疲憊之師去攻取更為險阻的地方，很難收到“席捲”的效果。按劉曄所說，蜀中經過七天騷亂之後就已經初步安定下來，在當時交通不便、且必然遇到抵抗的情況下，想要在七天之內深入益州腹地、攻下成都也絕不可能。更何況，劉備於建安十九年（214）夏拿下成都，到曹操拿下漢中時，已有將近一年之久，其政權已大體穩定下來，雖有小的騷亂，不足以動其根本。而其軍隊因新得益州，士氣正旺，也必有相當的戰鬥力。加有天險可恃，即使據險不戰，以逸待勞，也會給曹軍帶來巨大的損失。因此，曹操在這種情況下不肯貿然進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曹操所面臨的形勢同當年的劉秀有相似之處，這就是他們都取得了第一個戰役的勝利，下一個目標是要奪取蜀地。但又有一個截然不同的地方，這就是劉秀是在控制了中國的整個東部地區後，才轉而向西用兵的，這就毫無後顧之憂，可以而且必須乘勝進軍，消滅蜀中之敵，以求一勞永逸。而曹操卻處在三國鼎立的態勢已經形成的情況下，江東有虎視眈眈的孫權，荊州又有關羽領著重兵駐守，如果自己把戰線拉得過長，特別是如果把重點投入蜀中而在短期內又不能自拔，腹背就必然會出現空虛，給孫權、關羽以可乘之機。東線一旦失守，中原不保，局面就不可收拾了。這可能出現的長遠的困難，作為一軍主帥的曹操是不能不充分地估計到的，是不能不瞻前顧後、謹慎從事的。

後來形勢的發展，也證明曹操的謹慎決不是多餘的。劉備東下荊州，與孫權劍拔弩張，雙方眼看就要展開一場爭奪荊州的大戰，這形勢對曹操本來是極為有利的。但就在這時，劉備得知曹操進攻漢中的訊息，深恐益州有失，於是主動向孫權求和。孫權同意了劉備的請求，雙方商定以湘水為界，平分荊州，湘水以東的長沙、江夏、桂陽三郡屬孫權，湘水以西的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屬劉備。雙方達成和解，重新恢復了聯盟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類似赤壁之戰前的格局，形勢頓時發生了不利於曹操的變化。

孫權從荊州脫身後，立即於建安二十年（215）八月親自率軍十萬進攻合肥，這時距曹操進駐南鄭的時間還不到一個月。駐守合肥的張遼、樂進和李典手下只有七千多人，與孫權所率兵力相比，相差懸殊，曹操動身西征漢中前雖給張遼等人留下了一封“賊至乃發”的密信，預為作了部署，心裡畢竟是不放心的。所幸由於部署正確，張遼貫徹部署堅決，作戰勇敢，合肥之役獲得了全勝。不過，孫權的威脅照樣存在，曹操因此也就不能讓主力在西線曠日持久地呆下去。

劉備從荊州脫身回益州後，對佔據漢中的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