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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系統，真正瞭解國庫券買賣地區差價的人不多，很多人甚至不瞭解國庫券怎麼買賣。一些嗅覺特別靈敏的“淘金者”看到了這個機會，上海於是出現了一批倒賣國庫券的販子。

《榮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6）

當年，在上海有一批人以被稱為“一個籮筐”的生意為生。他們在馬路邊顯眼處倒扣個籮筐，籮筐上貼上些外菸紙盒，再貼有一紙：“兌換外匯券、國庫券、汽油票等票證”。在籮筐不遠處，有“打樁模子”守著，見有意者便前去接洽，見工商管理人員就拔腿開溜。

“打樁模子”是上海人對馬路邊倒賣各種有價證券和票證的人的統稱，意指這些人每天像打樁機似的佇立在馬路邊。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笑侃三十年》中，不少年輕人聽他侃到“打樁模子”的語氣和神態，忍不住發笑。但我們那個年代的上海人，誰沒有這樣的經歷？你在路邊走著，突然有人上前悄悄問你：“外匯券有伐？國庫券有伐？外菸要伐？”我在浦江飯店辦公時，每天上下班都能遇到幾個“打樁模子”。那時警察也抓“打樁模子”，但好像總抓不完。每個“打樁模子”背後都有老闆或下家，所收購的票證透過上下家的再交易，獲取差價。

1988年，全上海合法經營國庫券買賣的網點只有5個，因此不少人明知把國庫券賣給馬路邊的“打樁模子”要比賣給國家設立的經營機構價格低，但懶得為點兒差價換車趕路。馬路邊國庫券的收購價通常只有面值的八折，價格也隨著我們證券業務部的掛牌價格變化，但始終要比我們低得多。“打樁模子”收購的國庫券，下家基本上是我們證券業務部。買進賣出之間，１００元錢賺１０元以上，一天即使只成交１００元，一個月下來，利潤就是３００元，遠高於當年一般在職人員月收入１００元左右的水平，因此，有不少人辭去公職加入這個“淘金”隊伍，很多人很快成為了“萬元戶”。

為了解決馬路邊國庫券買賣的問題　，我們在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處的批准下，一兩年間在全市各區縣設立了二三十家國庫券代理處，委託各區銀行和信用社代理我們的國庫券買賣，從而也堵絕了上海“打樁模子”馬路邊交易國庫券的淘金之路。

談到國庫券買賣，不得不提到當年資本市場頗有名氣的楊懷定。楊懷定人長得粗粗實實，卻不乏上海人的精明，在早期證券市場賺了點錢，人稱“楊百萬”。楊懷定自己也承認，他在證券市場淘得的第一桶金是透過國庫券異地買賣，不少刊物也把楊懷定稱為異地倒賣國庫券的開創者。楊懷定自述，當年他發現城市之間的國庫券價格存在差價，就湊了１０萬元到了安徽，從當地國庫券經營機構買入國庫券，再回上海賣給上海證券業務部，一倒手可以賺幾千元，於是，生意越做越大，後來還從上海保安公司請了保鏢同行。

楊懷定也是我們靜安證券業務部最早的一批客戶，我與他也很早相識。楊懷定是不是當年發現國庫券淘金秘訣的第一人，我很難確認，但他肯定屬於當年國庫券買賣最活躍的那批人。

我也去做“黃牛”

那時，上海人把從事長途販運的人稱為“黃牛”，這種長途販運的合法性沒有正式說法，因此只能偷偷摸摸幹。

我到信託公司任職不久，靜安、虹口證券業務部的經理向我請示，經常有國庫券“黃牛販子”上門向他們詢問：“大額的國庫券收不收？”我問他們多大額，回答是少則10多萬，多則幾十萬。我問胡瑞荃他們，賣方是哪些人，他們回答“當然是那些‘黃牛’”。那時上海儘管已有5個證券業務部，但知名度最高的還是靜安證券業務部，一般外地國庫券賣家到上海都是衝著那裡去的，胡瑞荃因此瞭解很多這方面的情況。他們告訴我，每天都有外地“黃牛”到他們業務部，先拿少量國庫券投石問路，說還有大頭在後面，如果我們要，他們的賣出價可以在我們的掛牌價上再下浮一些。　。。

《榮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7）

“收。為什麼不收？”我的意見很明確。其實我知道，下面的業務部早就偷偷在幹了。

確實，一個證券業務部如果光靠櫃檯上每筆百十元的買賣，是賺不到什麼錢的，不過做大宗買賣，本錢也要大才行。當時信託公司撥給兩個業務部的營運資金非常有限，老胡他們找我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資金。信託公司總經理李志道對我們的工作非常支援，很快給兩個證券業務部充實了2　150萬元的營運資金。

我在證券業務部見過這些外地客戶，他們一般是白天與業務部談好價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