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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美國的轉型以外，還同樣面臨著CNN與網際網路開創的新傳播年代，在這種語境中，新聞業面臨的首要問題不是呈現更多的資訊，而是資訊氾濫。在這雙重夾擊下，新聞業一些固有的缺陷也就更明顯地放大出來。

首先，新聞很難客觀。新聞對正常的世界不感興趣，它只喜歡異常。所以當戰爭、災難到來時，新聞記者的神經也開始活躍起來。與過去年代不同的是，媒體在我們時代扮演了中心的角色，媒體覆蓋了我們生活的所有領域，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依靠它來了解世界。所以新聞業的習性，將直接塑造大多數人對於世界的感知。2001年9月11日8點42分之後，美國人幾乎相信，這世界上只有恐怖主義；就像2003年4月20日以後，中國人只關心SARS一樣。不得不說的是，災難的顯著性，除去國際壓力的影響外，媒體的渲染同樣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電視網使中國大部分並非疫區的人民亦有了強烈的參與感。

其次，媒體具有天生的取悅市場的傾向，市場的誘惑可能比政府壓力更可怕。保羅·克魯格曼發現，英國的國有BBC電視臺在報道伊拉克戰爭的問題上，常常對政府持批評態度，而美國私有的福克斯等電視網，卻彷彿是美國政府的宣傳機器。因為後者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他們需要迎合公眾的態度。同樣的，中國媒體在SARS的報道中，對於情緒的大肆渲染，很大程度是源於新聞人的本能想法：這樣更容易銷售。

當然，筆者承認，從來就沒有籠統的新聞業之稱。電視與紙質媒介（報紙、雜誌）有著截然不同的特性，前者更容易屈服於市場壓力，因為它的反饋更為迅速。所以，中國新聞業首先面臨的挑戰是，它們必須擁有一個層次更為豐富的媒體行業。電視天生適合於提供更多的資訊；而報紙與雜誌卻並未提供更多的分析與觀點，這種分析與觀點本應在混亂期給人提供更多的心理慰藉。其次，理解力在我們時代的新聞業中將充當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它甚至比勇敢這種品質更為重要。我們的世界變得越來越複雜，任何單一事件不再是非黑即白，它往往有著太多的牽扯，傑出的記者越來越注重為讀者提供這種線索的梳理，而非簡單的呈現。

不管新聞業多麼受制於外界環境，筆者卻越來越相信，與它的品質最直接相關的仍是新聞人本身。希望在這場危機中表現平平的中國新聞人能夠意識到，束縛他們前行的並非是制度，而是他們自身能力的缺陷，他們還沒有清醒地意識到自己面對的是一個更為複雜的環境。

英國的啟蒙

散文家愛狄生每天要在巴頓咖啡館泡上六七個小時，當時是18世紀下半葉的英國，距離工業革命已經有一百多年。一種前所未有的覺醒意識正在普通英國人中蔓延，對世界的好奇心與對自我獨特聲音的渴望，成為新興中產階級們的主要追求。作為《閒聊者》（Tatler）、《旁觀者》（The　Spectator）、《衛報》（The　Guardian）的撰稿人，愛狄生希望在象徵平等的咖啡館中探求對事件的爭論與新觀點。與當時其他英國報刊作家（如斯蒂爾）一樣，愛狄生深知，公眾亟需一種新的美學標準與道德準則。

同時期，一群德國知識分子在“星期三俱樂部”爭論一個關於“啟蒙”的話題，就連伊曼努爾·康德也加入了討論。這位嚴肅的哲學教授宣稱，儘管歐洲尚未被完全啟蒙，但很顯然，他們生活在一個啟蒙時代。當時是1783年。

如今，我們承認，“啟蒙運動”—這場發生在18世紀、席捲整個歐洲的思想活動，洗刷了西方文明的一切領域，理性、民主、科學的觀念變成了新的信仰，現代西方文明由此開始。當然，我們很願意將這種成就歸功於法國人。伏爾泰的機智、盧梭的不妥協、狄德羅與達朗貝爾艱苦卓絕的努力，當然還有血腥的大革命成了這場風暴的惟一註解。按照今天的觀點，逡巡在法國貴婦沙龍中的法國知識精英們是啟蒙運動的絕對主角。他們的深刻思想是愛狄生、斯蒂爾所無法企及的。

在新著《現代世界的創造—英國啟蒙運動的未知歷史》中，英國教授羅伊·潑特反駁了流行的啟蒙運動研究對於英國曆史的忽略。他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觀點：英國的啟蒙運動更安靜、更寬容異己。由於君主立憲制的確立，較早受惠於工業革命，英國社會相對富足，中產階級群體更為龐大，“革命或激進”對於他們缺乏吸引力。而且，英國的知識精英們不像他們的法國同行那樣善於表演，他們更崇尚實用主義，單純的樂觀與好奇是他們在公眾面前的形象。不管是亞當·斯密還有休謨，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