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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衝突中喪生的美國軍人的家屬。望著白宮門前的示威群眾，丹？傑米感到憤怒異常，他給他在家鄉的妻子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從未想過我國的民眾會是如此的對待我，他們難道沒有想過，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們，為了所有合眾國的民眾可以更好更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們給了我什麼，除了惡毒的漫罵就是無端的指責，對於這一切我真的是受夠了，有時候我甚至在想，如果我不是美國的總統該有多好，我可以在夏天的時候帶著我們的孩子們在夕陽農場（丹？傑米在得州的家族農場）放牧，冬天的時候可以帶著他們去阿拉斯加滑雪，沒有什麼比那些更美妙的了？？？？？？”

其實，在私下裡，丹？傑米也認為民眾特別是那些自以為是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民眾是最容易動搖且是最容易受到煽動的群體，基本上這些人並沒有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觀點，除非是他們感覺到自己的利益正在受到或將要受到侵犯的時候他們才會站出來表達符合他們自己利益的觀點，自由民主政權的真正含義其實就在於平衡一旦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時候會迸發出成千上萬種言論，而這也恰恰是自由民主政權的最大的弊端所在，因為為了平衡不同的言論和意見，就需要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一一公關，人往往許多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就在這些不斷的公關中喪失了，於是，到最後人們常常所接受的並不是問題的最佳結局，但很奇怪的是，人們——那些自以為是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民眾卻很樂意的接受了，他們從未曾想過，在不斷的爭論和表達自我意見的時候，他們也放棄瞭解決問題的最理想的切入點，民眾其實是被自由民主制度的“雙刃劍”給迷惑了，亦或是他們本就未曾清醒過，美麗的謊言歷來就是容易讓人沉醉不醒的。

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民眾常常會為了一點點看似雞毛蒜皮的小事而爭論不休，但當這種制度、這種國度需要他們為之付出的時候，他們往往最優先考慮的也會是自我的利益關係，而不是以國家的需要為第一需要，所以，往往在一場戰爭或是衝突中，類似於美國這種國家制度的國家民眾會因為出現重大的傷亡或是久久不能解決的時候，就會改變他們的初衷，他們會轉而站立到他們原來意見的對立面，因為他們無法接受那些大的傷亡和長時間的懸而未決，他們的心理其實是極其脆弱的，他們無法承受那些他們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他們認為那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東方，雖然施行的是中央集權制度，這種制度在東方延續至今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但他卻被證明在某些特定的時候是有效的，在這種制度下的民眾也許是歷來順受的，但是在他們的心中國家永遠是第一位的，同樣的傷亡和懸而未決在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民眾看來是不可接受的，政府甚至會因此而垮臺，但在東方中央集權的國家，民眾的熱情竟會高漲，巨大的傷亡所換來的是更大的民眾支援，尤其是在對待和他們有根深蒂固的仇恨的國度的時候，親人在戰場上的傷亡對於他們來說是一種傷痛，但更多的卻是一種驕傲，甚至於他的鄰居也會為此而感到自豪，“英雄”這個概念在東方的中央集權國家更好的被民眾所推崇並接受了，但在自由民主的國度，這種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被他的制度本身給埋沒了，民眾會為親人的死去而感到痛苦，心中想的最多的只是“該死的戰爭”，當然他們亦會由自己的遭遇從而想到他人的遭遇，為了有人可以為之負責（往往是他們所推選出來的公務領導者），於是，最後的結果就是他們從厭惡戰爭所帶給他們的痛苦延伸到厭惡也許是當初他們視之為“民主制度的英雄”的公務領導者，為此民眾甚至不惜將這些公務領導者醜化成各式各樣的近乎於“惡魔”般的角色。

現在，丹？傑米總統成了美國曆史上又一位被自由民主和那些為自由民主制度所陶醉的民眾們所唾罵的公務領導者，而他不是遭遇於此的第一位公務領導者，也決不會是最後一位受此愚弄的公務領導者。如果是在此類事件的處理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還有什麼優點可言的話，那就是制度的建立者或許早就預見到了這些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悲哀，於是，天才般的建立者們也給那些公務領導者們留下了一條自我拯救的繩索——總統否決權，也只有在這種權利面前，自由民主制度的民眾才會顯得渺小與無足輕重，也只有在這種時候，國家的整體利益才會以強勢凌駕於個人利益之上，使用這種權利，在我們看來卻是丹？傑米們的悲哀，畢竟這是他們所能做的唯一的選擇，雖然在很多時候他們最終會被民眾所拋棄，民眾永遠不會記得丹？傑米們所帶給他們的結局，他們只會記得在那些過程中所受到的傷害，結局怎樣似乎他們很少關心，他們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