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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也要來拯救你了。我不需要，南昌嘟噥了一聲。你不需要人民？不，我不需要拯救。父親寬容地一笑：你知道疾病與健康的界線？健康人知道自己有病，於是積極求醫，而真正的病人卻從不以為自己有病。我沒有病，南昌堅持。我有病，父親說。你不是說，“人民”醫治了你的抑鬱病？南昌問道。可是，“人民”不再需要我的時候，人民的傷治好了的時候，我的病就又復發了。這回輪到南昌笑了：原來你需要的是有病的人民，原來你們的所謂抑鬱病，其實是自大狂！父親認輸了：你說得有道理。當人民強壯起來，我們的哀憫沒了物件，抑鬱病就又來了。

可是，父親說：從遺傳學的角度說，你可能也患有我的某一種疾病。比如，忘鄉病。忘記，或者說憎厭家鄉的病。我沒有，你有，你都反對我去江西，你的家鄉。我是憎厭我的家鄉，你不也憎厭嗎？父親說。不，我可以告訴你，我現在就去報名，插隊江西！父親冷笑道：多麼做作的思鄉啊！一個你從來沒生活過的地方，一個履歷表上的抽象的地方，你不過是要一個抽象的家鄉，對具體的，你卻抱了憎厭。南昌爭辯：我沒有憎厭！你憎厭，你憎厭我！父親話一出口，兩人都沉默了一下。南昌承認：是的，我憎厭你。父親並不惱怒，反而笑了一聲：我也憎厭我的父親，大概這也是一種遺傳的現象，每一代都憎厭上一代，血緣親情是由憎惡傳遞下來的。南昌緩和地說：青年總是叛逆的。父親斷然搖頭：不，憎厭不是背叛。背叛是理性的，裡面包含著成長；憎厭卻是如同沼澤一樣的情感，它導致的結果完全可能不是成長，而是重複——重複同一種命運；背叛是有邏輯的，一環扣一環；憎厭呢，它是自噬的，自己吞噬自己。說到底，這也是抑鬱病的一種症狀。南昌氣惱地跳將起來：照你這麼說，抑鬱病是所有革命和不革命的根源！那麼階級呢？剝削和被剝削、壓迫和被壓迫呢？父親舉起手：好，我投降！

南昌憋悶了一時，說：你既然不愛你的家鄉，為什麼要給我起名南昌？你不要的東西硬栽給我嗎？父親狡黠地眨眨眼：這就叫階級烙印。南昌被噎了一下，繼而又起：那麼你呢？你的階級烙印是什麼？父親正色道：我把我自己定位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是一個尷尬的處境，沒受過教育的人由服從而信仰，對世間萬物有認知的人因為了解而信仰。而我，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願服從，又不甚瞭解，渴望相信，又被懷疑攫住。南昌插言道：這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搖擺病！在我們做青年的時候，父親說：一切都是模糊的，然後漸漸有了輪廓。我們把輪廓交給了你們，卻沒有給你們光，因為我們也沒有。南昌忽然說：我認識一個人，一個醫生，她告訴我她們當年的校訓，叫做“光和真理”。父親笑了，笑得很真。他說：醫生，是個好職業，你將來就做個醫生吧，先來醫治你父親的抑鬱病！

南昌出門，下樓，推出腳踏車，騎上去。是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的相交之際，街道上的人似乎少了許多。他想起陳卓然關於“小市民”的觀點，他承認，這城市有著它的思想，在輕浮的華麗的格調裡面，流淌著正直的思索。他剛剛有些尊重它，卻要離開了。他覺得有什麼溼潤的物體在流出他的眼眶，模糊了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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