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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輕人要忍不住笑了。

最後她說話了。她的聲音是柔和而堅定的。“我不知道。”她說，“我不知道你們握著的鳥是死的還是活的，但是我知道的是它在你們手裡握著。它在你們手裡握著。”

她的回答可以這樣理解：如果它是死的，不是在你發現它時它就是死的，就是你們把它殺死了。如果它是活的，你們是仍然可以殺死它的。它能否活下去全在於你們。無論是哪種情況，全是要由你們負責的。

在把他們的力量和她的無助展示出來的時候，這些來訪的年輕人受到了譴責。他們被告知，他們不僅要為他們捉弄人的行為負責，而且還要為達到這一目的而被犧牲的小生命負責。於是盲婦便把注意的焦點從顯示力量轉移到展示這種力量的那個工具上了。

一直對我很有吸引力的是去思考被人握在手裡的那隻鳥（除去它那脆弱的身軀之外）象徵著什麼。特別是現在，我一直在思考著把我帶到這種場合來的我的工作。我願把那隻鳥看成是語言，把那婦人看成是一個從事寫作的作家。她關心著在她夢想中使用的、在她出生時就賦予她的語言是如何被人使用的，如何發揮作用的，甚至如何為了某些惡毒目的而禁止她使用的。作為一個作家，她把語言看成是一種體系，部分地看成是一種被人們掌握著的有生命的東西，但更多的時候看成是一種作為，一種會造成後果的行為。所以孩子們對她提出的那個問題“是活的還是死的？”並不是不真實的，因為她把語言看成是容易死掉、磨滅的；它肯定是處於危險境地，只能透過堅強意志才能得到挽救。她相信如果握在她的來訪者們手裡的鳥已死掉，那些人還是要為它的屍體負責任。對她來說死去的語言不僅是沒人說、沒人寫它了，還是一種欣賞它自身的蒼白、沒有生命力卻仍不肯退出歷史舞臺的表述方式。像統治者一樣，仍在審視著別人。它無情地執行著警察任務，除去著迷似的讓自己的自我欣賞自由馳騁之外，除去維護自己的唯我獨尊之外，別無其他願望和目的。它雖然已死亡，卻並非不起作用，因為它在起勁地扼殺才智、泯滅良知、遏制人的潛能的發揮。不能接受別人的詰難，它無法產生或容納新的思想，不能產生其他構想，講另外一個故事，避免萬馬齊喑的局面。官方的語言鑄成以造就愚民，特權的保留是一種磨得鋥亮的盔甲，是很久前就離去了的武士的空殼。但它在那裡，木然、肅然、令人感傷，賺得小學生們的崇敬，給暴君們以庇護，給公眾以平穩、和諧的假象。

她深信當一種語言死去，由於不慎，不使用，不在意，缺乏對它的重視，或被明令扼殺，不僅它自己，而且一切使用過它、創造過它的人都要對它的死亡負責。在她的國度裡，孩子們曾經咬斷他們的舌頭，以槍彈來代替和填補那無言的空虛、那已被摧殘和正在被摧殘的語言，來代替被成年人所完全放棄的用以探索意義、提供指導、表達愛情的語言。但她知道斷舌自殺不僅是孩子們的選擇。那在一些幼稚的國家領導人和權錢交易的商人們當中也是常見的。他們的空洞言詞使他們已無緣觸及自己剩餘的人性直覺，因為他們只和服從他們的人講話，或只是為使人服從他們而講話。

對語言系統的掠奪可以從使用它的人的那種把它的細膩、複雜和接生員似的品格拋棄，而代之以威脅與壓服的口氣中看出來。壓制性的語言不僅代表著暴力，它就是暴力；不僅代表著知識的侷限，它制約了知識。無論它是一種蒼白的官方語言或是愚蠢的宣傳中介的虛假語言；無論它是研究院的傲慢而僵化的語言或是科學被商品操縱的語言；無論它是不道德立法的惡毒語言或是為歧視少數民族、掩蓋其文學上的種族主義掠奪而設計的語言———都必須予以拒絕、改正和揭露。那是一種喝人血、舐人傷口的語言；它不顧一切地向最底層、向最低下的頭腦滑去時，卻把它的法西斯長靴隱藏在尊嚴和愛國心的石榴裙下。大男子主義、種族主義和一神論的宗教語言———都是統治者警察語言的典型———都不，也不可能允許新思想存在或對思想的相互溝通加以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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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諾貝爾文學獎演說辭（2）

那老婦人深知知識販子或貪得無厭的獨裁者、受僱傭的政客和說客、虛偽的新聞記者都不會為她的想法所打動。現在有、將來還會有使公民主動和被動地武裝起來，在市場、法庭、郵局、遊戲場所、臥室和大街之上殺人和被人殺害的煽動性語言；現在有、將來還會有激動人心的、紀念性的語言以掩蓋無謂的死亡的可悲和無奈。將來會有更多的外交辭令來縱容強姦、酷刑和暗殺。現在有、將來還會發明更多誘